案发现场的船锚理论_大象无形

牧野败露潜逃，被枪杀于车内。本来我们顺着线索，准备前往广州向他的养父母了解情况，周昊正好休假，跟领导报批出市，随我们同行，这时却传来消息，辽宁省丹东市凤凰山上，又发生了一起法术命案。我们赶紧掉头赶往丹东会合。

凶案现场在山腰一个偏僻的树林里，那个地方没筑石阶，游客一般不涉足，多是挑山夫走动。凌晨四点多的时候，一位挑山夫看到朦胧树林里，有一棵树下垂挂着一个形状怪异的东西，“以为是一只大猴子”，忐忑深入树雾中，被亲眼所见的景象吓惨，丢掉挑货扁担、绳索和竹匾，因跑得太快，在陡峭的土梯上失去重心，直滚到底，晕倒在通道的分岔处。凌晨五点的时候被路过的游客唤醒，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山上有尸体！快报警。”

在景区爆发了命案，一下子引起动荡。警察和法医哼哧哼哧赶到时，现场已经围了一大批游客，人多加上天光，猎奇盖过恐惧，有的人拿出手机拍照。几位保安寡不敌众，现场周围被人群踩踏得一团糟。最后警方向山附近驻扎的部队调配了一批武警，才将游客遣散，将那条分岔山路封锁。

我和大象赶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周昊已跟侦查人员做了交涉，在封锁处等我们，将我们领进现场。土梯是久踏而成，截面窄，一长条下来没有空当，怪不得目击者会失足从上滚到底。爬上案发地树林，我已经累得不行，六月酷暑，我流了一身汗。

现场勘查近尾声，尸体已经运走。周昊给我们看了现场的照片，犯罪手法与前几案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尸体光着的脚掌底下各用小刀割了一个“十”字伤口，林地上滴有一摊血。

“死者年龄在12到15岁之间，身份不详，看身上所穿衣物脏污程度，应该是流浪儿。衣兜里无存物，应该被凶手翻走。已经在景区广播播报寻人启事。死因是窒息，脖子上有掐痕，但没有检测出指纹。测量尸体体温，法医推测死亡时间已超过八个小时，大致在昨晚八点到九点半之间遇害。现场没有搏斗痕迹，因为周围被游客踩踏较为严重，加之遍布落叶，除了死者的布鞋和袜子，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周昊接着说，“但有一点很奇怪，检验死者脚掌底下的创口，根据创口周围肌肉无收缩现象分析，是死后所割，脚掌朝下，体内血是受朝向、重力流出，滴落位固定，根据出血量和血液黏稠度判断，伤口应该是死后三小时所割。”

大象补充：“这系列案件之前的犯罪现场都不见血。”

“也就是说，凶手布置好尸体之后，隔几个小时之后又返回现场，在死者的脚掌底下割了伤口？”我附和。

“也有可能一直就待在现场，割脚底可以理解为法术的步骤之一，但为什么要时隔三个小时再作案？”大象困惑。

“如果是法术步骤之一，那就是犯罪必要项，时隔三个小时再割，可能也是步骤之一，他在等时辰到来，那时是十一点到十二点半，估计是在等零点。”周昊推测。

“嗯，按你所说，时间在这里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大象说，“借此再往下推，凶手布置尸体时，发现还未到割脚时间，极有可能隐藏在树林里等待，从这里能找出三个嫌疑人特征。”

“他必须随身携带看时间的工具，最可能是，他有戴手表的习惯。”跟大象久了，也会做一些推理，但也仅能推出一个嫌疑人特征。

“这个手机就能办到。”大象白我一眼。

“对哦，犯了惯性思维的错误，关注时间，很轻易地联想到手表。不好意思。”我用笑容化解尴尬，发现在这地方笑不合适，赶紧收住。

“但戴手表最保险。如果时间很重要，那凶手第一考虑的还是手表，手机不是一种时间工具，而且手机有没电等不可控因素，加之黑暗中手机屏显眼，一般不会寄托在手机上。戴手表这一条倒可以列作嫌疑人附加项。”周昊说。

“嗯。”我在本子上记下来，“还有其余三个呢？”

“凶手布置被害者尸体时，周围没有看到借力痕迹，也就是说，可能先将绳索套于死者脖颈，绑手绑脚，然后将另一头的绳子往树干上甩，将尸体拉升。少年体重约莫100斤，凶手拉升之后还要再编结，能这样做，说明是个力气不小的人。”周昊说。

“我对之前破获的两桩同类案件做了分析，一飞案和张延实案，发现一个现象，凶手的视线会与垂吊的死者的下巴基本保持平行，也就是说，死者垂吊的高度，跟凶手的身高有固定比例。不仅仅是犯罪，生活中我们吊挂一个经常用到的东西，也是将其保持在视线半米范围内，方便后续收拿。从此案中死者的下巴离地高度来判断，凶手的身高大致在一米七左右。”大象说。

“综合身高、力气两点，凶手基本可以列为男性。”我记在本子上，发现左手臂上停着一只蚊子，快速拍下，手臂上糊一小面血，“最后一个嫌疑人特征呢？”

大象示意我看自己的手臂：“在这个作案过程中，以及等待割脚的时间里，凶手会流很多汗，频繁地被这树林里的蚊子叮咬，即便穿长袖长裤作案，暴露在外的脖子和脸，也会被叮出很多红点。身上布满蚊子叮咬的痕迹，是第三个嫌疑人特征。”

我提出异议，“如果布置尸体之后离开呢？比如去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三小时后再回来。很多罪犯会这么做。”

“有这个可能，但凶手即使这么做，我们推测的三个特征，仍然存在。”周昊回。

大象沉思道，“如果凶手在这期间跑去制造不在场证明，这里就存在一个预设，认为警察会找上自己，要留一手应对。这里很奇怪。”

“这不是很正常吗？凶手都会留这么一手。”我不清楚大象疑惑的点。

“大象的意思，凶手如果制造不在场证明，一般都是在案情难以隐瞒的前提下。这起案件，被害者身份不详，凶案又发生在这深山，如果想达到法术犯罪的目的，更简易的做法，应该找个更偏僻更难被发现的地方，将人杀害，这甚至都可以将案情隐瞒下去。凶手为什么将犯罪地点选择在这个经常有人走动的树林里？这不是将案情暴露出来等人发现嘛。”

大象说：“要消除‘为什么选择显眼的犯罪现场’这个疑点，有一个解释，这是一起彻底的法术命案，死者、犯罪时辰、垂挂和绳编法、脚底的‘十’字伤口，还有地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凶手在这座山的树林里作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方位，符合做法的要素，通俗点说，风水要纳入进来考虑。”

“凶手因为不得不在这里作案，势必知道案情将很快被曝光，为了事后应对警方的盘问，极有可能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来脱身。这时，太过突出和刻意的不在场证明，反而是在反证在场。被害者推定的死亡时间是昨晚八点到九点半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有八点到九点半作为界线的不在场证明，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周昊说，“当然，如果凶手能隐藏掉自己的嫌疑人身份，没有人会怀疑到，那就大可不必费力去制造不在场证明。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难办了。”

“嗯，我们再归纳一下。”大象看向我，让我总结。

“咳。”我顿了顿，“嫌疑人有三个显要特征：一，臂力惊人；二，身高一米七左右；三，身上有蚊虫叮咬的红点。有一个可能的特征：戴手表，或有便携式看时间的工具，当然不排除只有手机。”

“身患绝症。”大象说，“这个系列案之前的每位凶手都有绝症，这个也是嫌疑人特征，记一下。”

“诶！”我突然发散想到，“这里隐藏有凶手的线索！”

周昊问：“什么？”

“蚊子血，假如凶手在这里曾被蚊子叮咬，那不就留有血液样本吗？我们将这范围内的蚊子捕获下来——应该有那种高科技捕蚊器吧？然后分析DNA，从中找出患有绝症的DNA，不是很快就能定位出凶手了吗？”

“你这个想法太天马行空了。”大象又白了我一眼。

周昊说：“要对比血液DNA，前提也要找出嫌疑人才行。”

“找到嫌疑人，这个办法也不可能。检测一个血液DNA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就不说捕蚊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是，蚊子吸血后会找阴暗的角度待着，也可能飞离现场，这就存在抓不到吸凶手血的蚊子的可能性，这里前后出入这么多人，哪怕对比出来照样不足以成为证据。这种查案法二三十年后估计能做到，你倒是可以去创作一个这样的科幻推理。”

对大象这样不留情面的否定，我已经见怪不怪：“反正找出嫌疑人，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通往命案树林的山路相当于上山捷径，但陡峭难爬，蜿蜒险峻，鞋子如果不抓地，往下走极容易失去重心，一摔倒就会连滚到底，容易发生危险，基本只有攀爬好手和挑山夫能胜任。后来在底下岔口放了警戒牌，一些挑山夫也渐渐不走这条道了。

山路没有监控，但山路底连接游客通道的岔口处有一个监控，正好可以看到昨天从此上山及下山的人。因为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线索，目前最保险的做法，只能从犯罪当天走这条山路的人里面找。

“我跟阿雷去医院看看尸体，这边麻烦你盯着。我们回来再碰。”大象跟周昊说，我们兵分两路。

到医院的时候，法医已经对死者做了检查。死者身高一米五七，体重91斤，两腮凹陷，头发蓬乱，营养不良体征。手脚指甲内充满污秽。身上没有找到可证实身份的物件，也没有凶手的指纹。死因是机械性窒息，舌骨骨折，但手脚没有磨蹭的痕迹，指甲内没有抓扯物，手腕处有挣扎的绑痕，推断凶手将其绑住之后掐死，而且很有可能是垂挂着掐死。躺着掐死，凶手会坐于受害者身上，很可能会弄出伤痕，但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瘀青，加上死者死前失禁，内裤沾有屎尿，尿液是顺着裤腿淌下，躺着被掐死，尿液则主要分布在内裤周边。

大象仔细看了死者的面部，嗅了死者的头发、衣物，在本身的臭味中闻到一股新鲜的辛味、酸味，能判定是附加味，但这个味道超出他的经验范围，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应物。

死者的眼角有泪痕，蒙眼布上也沾有泪迹，嘴巴半张，嘴角处有涎沫，向法医证实，死者嘴巴自始至终没有受压迫的迹象。

大象说，“这里有问题，凶手没有封住受害者的口。”

“之前的几起相似案件都不封口吧。”我说。

“受害者死前流过泪，说明他是清醒的。但嘴角处这些口水沫，以及法医通过嘴型鉴定，都表明受害者的嘴没有受到过压迫，这对于犯罪逻辑来说不合理。”

大象给我拟定了犯罪现场的情景，凶手制服了受害者，但没有封住受害者的口，然后将其绑于树上，再站着将受害者掐死。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哭泣流泪，说明清醒，凶手还将受害者的眼睛用一块黑布给蒙上，但嘴巴却自始至终都不管。

“人在被掐的时候，不是发不了声音吗？可能一开始受害者是昏迷状态，在凶手将他吊于树上时，醒了过来，哭泣呼救，凶手于是将其掐死，没必要多此一举捂住口吧。”我问。

“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受害者，才不会被封口。一种是凶手冲动犯罪，愤怒占据凶手的内心，那时凶手是一种极不理智的状态。一种是凶手确保喊声不会引来关注，比如在荒芜的野外。一种是伪装受害者上吊自杀，封口会败露杀人预谋。还有半种情况没必要封口，受害者昏迷，但既然是昏迷状态，说明已经被凶手制服，所以往往凶手还会想方设法堵住嘴，因为怕受害者半途醒过来。这是犯罪心理范畴，凶手掐人时，会面对受害者的眼睛和张开的口，这对凶手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制服了受害者，实施预谋犯罪，都会封口。有的熟人作案，还会将眼睛一并蒙住，或者干脆采取不面对面的做法，从身后勒住，或者用枕头捂住。不做这个小环节，就要承担可能功亏一篑的重大后果，所以封口不是多此一举，是99加1.”大象解释。

“那有没有可能，受害者是处在凶手的恫吓之下，不敢呼救。”我问。

“相比封口就能保证让受害者呼救不了，你会采用可能会失败的威胁手段吗？”大象反问。

“假如凶手需要从受害者的话中得到一些消息呢？”我问。

“那凶手得到之后也会封口。”大象说。

“受害者精神失常呢？”我问。

“受害者在死前流过泪，蒙眼布上也沾有泪痕，这证明他死前是流了很多泪的，是处于一种清醒、可以说话的状态。他害怕，哭泣。不太可能是精神失常的人。”大象说。

“如果，”我说，“受害者是哑巴呢？”

大象皱眉，“这倒有些微可能。但哑巴即使说不了话，也能发出声响。虽说树林较为偏僻，但那里是景区，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周围还有很多游客。凶手不会冒这个险。”

跟法医咨询，看死者的耳朵构造，证实是聋哑人的可能性不大。

“受害者没有被封口的迹象，是目前这起案件最让我费解的地方。还有身上沾有一股我难以辨别的味道。这两个疑点目前无解，具体看进一步的尸体解剖结果，我们先去跟周昊会合，看看那边的进展。”大象说。

“还没有找到死者的家属，法医可以自行解剖吗？”在路上我产生了这个疑问。

“当案情重大的时候，为确保犯罪事实清楚，公安机关会委托法医尸检。有通知亲属到场的义务，但亲属意见不会影响执行。”大象回我，“像这种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期限内没有家属认领，就会火化掉。”

我们回到现场时，发现三位西装人，在这样的天气，他们的穿着和做派显得诡异。我看着都觉得热。周昊私底下跟我们说，因为案件发生在景区，凶案现场的照片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各种谣言满天飞。加上之前的系列案件，影响很坏。警方已经加强了警力，一方面彻查造谣者，阻断网络夸大新闻的传播，一方面是希望这起案件能快速破案，避免恶化。因为大象有这方面的破案经历，几个人在管理处开了会，指派大象查案的特权，还给了他一个“犯罪顾问”的头衔，并希望在三天内抓到凶手，而且必须将案情导向科学可以解释的方向。

嫌疑人调查结果，周昊在跟访中取得了一些突破。山下岔口的监控显示，昨天走这条山道的人，有三十二位，其中二十九位是挑山夫。没有在监控中发现受害者身影。

周昊从中找了五个他自认为可疑的人，做了一张表，给我们看。

大象看后，指了一个名叫“常理”的人给我看。在这个人最右的备注是：聋哑人。

“我们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凶手如果是聋哑人，他就不忌惮声音，可能会忽略掉呼救的威胁，也就没必要封住受害者的口了。”大象神色激动。

我向周昊解释了我们在医院对案情作的推断。

周昊向我们说明嫌疑人的情况：“这个叫常理的哑巴，他也是一位挑山夫，他并未出现在昨天岔口处的监控中，是我们在做口供的时候，其余挑山夫指出的，他们说，‘哑巴最可疑，为什么不查他。’我就去调出前几天的监控，发现他以往都走这条山道，唯独昨天没有走。”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我们的推断，首先他有非常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且是昨晚七点到十一点的证明，这跟受害者的推定死亡时间有冲突。他住在山附近一间出租屋内，昨晚七点的时候，打车去城里一家‘酷迪宠物狗店’给自己的狗做了检查，并将其寄养在他们家。问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宠物狗店，他解释是之前将狗放生野外，但狗还是自己找回来了。他不想养了，所以打车去比较远的地方，宠物店距离出租屋直线距离将近30公里，搭车需要花费一个小时。到了那个地方，他随机找到这家宠物店，给狗做了清洗和检查后，寄养在他们家，吃了晚饭再回来。到住处大概十一点。我通过付费单上的电话向宠物店咨询，因为顾客是哑巴，店员对他印象很深。包括他七点出门，十一点十六分下车回家，这些都可以通过路边监控查实。他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按理说他不可能作案。”

大象说，“但是你还是将他列为嫌疑人员。”

“对，在我的经验中，行为及支撑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密不可分。我总感觉常理这个人散发出一种，不对称感。”

大象问，“怎么说？”

周昊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

一位大公司老板，在高速路出了车祸，车祸原因是行驶的汽车左边轮胎碾到了路面一摊雨水，导致速度失衡，整辆车倾斜，翻滚了几十米，全散架，还好车材质比较硬，气囊保住了他的命。老板的妻子清楚丈夫的性格，他理智、惜命、谨慎，一切事情，都能计算出利害区间。以她对丈夫十年以上的了解，她肯定丈夫不会将车开到时速180迈以上。但保险公司的检查结果表明，在出事之前，汽车并没有故障。女子越想越不对劲，将困惑告之闺蜜，希望闺蜜的丈夫——也就是周昊——能够帮忙调查，是不是有人从中使坏。周昊问询了老板前后的动向，及他公司的人员状况。很快找到老板开车失常的原因：他一直隐瞒自己同性恋的秘密，并跟公司的男实习生偷情，后来实习生与他切断关系，去了一所贫困小学做了支教老师，老板找到他的踪迹，借着公司资助山区贫困学校的由头，在山区待了十天，求情人重归于好，男生坚决不同意，并且跟他说，如果还这样纠缠，就要将他们之前的关系公开。老板心灰意冷、气急败坏地回来，在高速路上不知不觉将车时速开到180迈以上，最终酿出车祸。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动因都有迹可循，跟我们自己的出身、性格、财富、职业、素质、信仰、人生观等是捆绑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些因素驱动我去做这样一件事，但假如套在另一个迥异的人身上，你就觉得很别扭，这就是行为不对称。行为不对称成立的前提，必定隐含一个内情。”

大象接过周昊的话头，“一位挑山夫，他不会将狗寄养在一家宠物店里。”

“对。以挑山夫的身份、地位、经济水平、掌握的社会资讯，哪怕他有一只非常爱的狗，他不想养了，或者狗已经太老了，任狗老去就好了，但去这么远的地方，花费一千来块安置狗，这实在奇怪。他这样做的动机，在我看来，更像是为了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

大象赞同，“嗯，只是目前这个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

“难道法医判定的死亡时间搞错了？”我反问。

大象看我，眼神嫌弃，“这是客观事实，是公式中的常数，质疑这个没有意义。”

“还有疑点。”周昊说，“我们之前对嫌疑人做的一些画像，力气大，他是挑山夫，虽然已经40岁，但浑身肌肉，符合。身高大致一米七，符合。身上布满蚊虫叮咬红点，符合。身患绝症，这个目前证实不了，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当时我们还提到，会随身携带看时间的工具，但是，他不仅没戴手表，连手机也没有。他是聋哑人，不需要手机，这个可以通过山上的商户证实。”

“会不会将手表藏起来或扔掉呢？”我问。

“没有这样做的理由。首先，就算戴手表，也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没必要为了躲避调查，将手表处理掉。其次，‘时间工具’是我们讨论出来的附加嫌疑点，凶手心思再缜密，也不会连这个小细节都料到。最后，如果有戴手表的习惯，手臂上一定会留有晒痕，何况他经常在日头下干活，但他双手都没有痕迹。”周昊说，“包括其他时间工具，他都没有，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看时间的需要，这是侦查人员对比大量他干活时的监控中得出来的结论，他的生活轨迹就是取货、上山、下山，非常固定。”周昊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