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约翰·克里斯朵夫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