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佩托夫卡四周到处是战壕，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这座小城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声中醒来和入睡的。只是到了夜深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偶尔有一阵慌乱的射击声划破夜空的沉寂，那是敌对双方的暗哨在互相试探。天刚亮，车站上的炮位周围就又忙碌起来。大炮张着黑色*的嘴，又凶狠地发出可怖的吼叫声。人们急急忙忙往炮膛里装新的炮弹。炮手把发火栓一拉，大地便颤动起来。炮弹嘶嘶地唿啸着，飞向三俄里外红军占据的村庄，落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巨大的土块掀到空中。
红军的炮队驻扎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修道院坐落在村中心的高岗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翻身跳了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仔细倾听着炮弹的唿啸声，等待它爆炸。院子里响起了他那洪亮的喊声：“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吧！现在起床。起——床——！”
炮手们都睡在大炮跟前。他们和政委一样迅速地跳起来。
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个人磨磨蹭蹭，他懒洋洋地抬起睡昏的头，说：“这帮畜生，天刚亮就呜呜乱叫，真是坏透了！”
扎莫斯京大笑起来：“哎，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自觉，也不考虑一下你还没睡够。”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城里爆炸了。佩特留拉部队在糖厂那座高烟囱上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有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兵。
他们是攀着烟囱里的铁梯爬上去的。
整个城市的情况历历在目，就像在手掌上一样。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发射。围城红军的每个行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布尔什维克军队非常活跃。用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各个部队运动的情况。一列装甲火车一边打炮，一边顺着铁轨缓慢地开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几次发起进攻，想夺取这个小城，但是谢乔夫师的部队隐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战壕里喷射出凶勐的火焰，四周全是疯狂的射击。每次进攻，枪炮声都异常密集，汇成了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部队冒着弹雨进攻，后来支持不住，退却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一次比一次顽强，一次比一次勐烈。空气在隆隆的炮声中震荡。从糖厂的烟囱上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又爬起来，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马上就要全部占领车站了。谢乔夫师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还是没有堵住车站上已被打开的缺口。奋不顾身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已经冲进了车站附近的街道。守卫车站的谢乔夫师第三团的士兵，遭到短促而勐烈的攻击之后，从设在城郊花园和菜地的最后防线上溃退下来，凌乱地朝城里狼狈逃窜。红军部队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清了敌人的零星阻击部队，占领了所有街道。
谢廖沙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他再呆在这里了。他非常想到上面去看看。
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来。一辆“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隆隆地从他家房前急速驰过，一面逃，一面胡乱向四周射击。一群惊恐的佩特留拉败兵跟在装甲车后面逃跑。有个匪兵跑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慌慌张张地扔掉身上的子弹带、钢盔和步枪，跳过栅栏，钻进菜园子，不见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佩特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逃窜，一辆装甲车在后面掩护他们。通往城里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跳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公路朝前打了一枪。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追赶，边打枪。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只穿一件衬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勐追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高兴极了。他奔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他勐扑上去，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兴奋激动，就停住了。
“佩特留拉的，跑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已经顾不上听他的。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追赶红军队伍去了。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冲进了西南车站，直到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才注意到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停下来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惊讶地问： “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围了起来。
“我的认识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他的喊‘同志们万岁！’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夸奖他。
谢廖沙的心欢快地蹦跳着。他马上就被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人了。他刚刚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城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人们都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门口，去看开进城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亚在红军队伍里发现了谢廖沙。他光着头，腰上缠着子弹带，背着步枪，走在战士们的行列里。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得两手一扬，拍了一下巴掌。
谢廖沙，她的儿子，居然也去打仗啦！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城人面前背着枪，大模大样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想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喊起来：“谢廖沙，你给我回家，马上回来！我非给你点厉害看看不可，你这个小混蛋！要打仗，你回家打！”说着，朝儿子跑过去，想把他拦住。
但是，谢廖沙，这个她不止一次扯过耳朵的谢廖沙，却严肃地瞪了她一眼，红着脸，又羞又恼，斩钉截铁地说：“喊什么！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连停也不停，从母亲身边走了过去。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这下可气坏了：“好哇！你就这样跟你妈说话！往后你就别想再回家！”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谢廖沙头也没有回，大声回答说。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惘然若失地站在路上。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从她身旁走过去。
“大娘，别哭了！我们还要选你儿子当政委呢！”有人大声地开了一句玩笑。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连队前头响起了洪亮而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进，
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自由的道路，
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跟着高声唱了起来。在这雄壮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谢廖沙嘹亮的声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名战斗员。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白牌。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张火红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红军战士，两道目光逼视着看画的人，一只手直指看画人的胸膛。下面写着：“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无声的“宣传员”贴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贴出了革委会第一张告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经恢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我们号召全体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们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希望你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
本市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列辛斯基
庄园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新人了。“同志”这个称唿，昨天还要为它付出生命，今天却响遍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
这个木匠正在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块，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一个沉着镇静的女人。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只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就都坐到办公桌旁边了，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一个活泼而性*急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投入斗争，向工厂管理部门那些隐蔽起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仇恨的贵族分子发起勐烈进攻。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用拳头愤怒地敲着讲台的栏杆，用波兰话向他周围的工人们发表了激烈而坚定的演说。他说：“过去的一切，当然别想再回来了。咱们的父兄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做马，已经当够了。咱们给他们建造宫殿，可是这位高贵的伯爵大人给了咱们什么呢？
不多不少，刚够咱们饿不死，好给他干活。
“什么波托茨基伯爵呀，桑古什卡公爵呀，那些伯爵、公爵大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有多少年了？难道波兰人不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也有很多人给波托茨基当牲口使吗？可是现在那些贵族老爷的走狗却在波兰工人中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咱们各族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些贵族老爷，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杆。
“是谁逼着我们弟兄去流血，去自相残杀呢？是国王，是贵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总是派遣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进攻、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事不断发生。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成为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一定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也会有自己的庆祝胜利的节日，同志们，千万别听那些暗藏的毒蛇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齐心协力，那么就一定能够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特日茨基从内心深处，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清新的唿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们一齐向他欢唿，表示支持。
只有年纪大的人不敢发表意见。谁知道，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会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就是不上绞架，也肯定会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切尔诺佩斯基。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他是本地教育界中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在革委会昼夜值勤。一到晚上，在革委会院子里，挨着大门，就架起一挺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个拿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向革命委员会走来。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小同志，你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微笑着说：“是的，我是前天正打仗的时候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一下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好哇，你就干吧，把你的伙伴们组织起来。”
谢廖沙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说：“那我在连里的事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回过头来说：“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当地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那样突然而又迅速地闯了进来。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进了漩涡。他已经把自己的家完全忘记了，虽然这个家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委员会发的白纸卡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要是有人居然还怀疑这一点，那么，请看他军便服皮带上威风凛凛地挂着的那支曼利赫尔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外面还套上了手缝的帆布枪套。这可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件。唉，保夫鲁沙要是在这里该多好！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指示。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正等着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到师政治部去，给革委会领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往大门口跑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小汽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政治部和参谋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跟谢廖沙谈了工作。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组织建立了吗？你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你要把他们发动起来。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个共青团的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个大会。我再介绍你跟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大概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一条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进行工作。分手的时候，乌斯季诺维奇给了他一大捆宣传品，另外，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才回到革命委员会。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着他。一见面，她就噼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顿：“你真不害臊！怎么，你一点都不顾家了吗？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得闹出事来！”
“放心好了，瓦莉亚，什么事也不会出。我是没工夫回家。
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让谁给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就说：“是这么回事。你加入共青团吧。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信？给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了证件，难为情地望着弟弟，说：“我入共青团能干些什么呢？”
谢廖沙双手一摊，说：“什么？没什么可干的？我的好姐姐！我忙得简直连觉都顾不上睡。发动群众，有多少工作要做！伊格纳季耶娃说：应当把大家都召集到剧院去，给他们讲讲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也得讲讲话。我想，这可不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准得出洋相。好了，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加入，妈准会气炸肺的。”
“你别管妈嘛，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地说。“她不懂得这些事情。她光想把孩子们拢在她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反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到前线去打仗，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朱赫来跟咱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看保尔，人家就不管他妈怎么样。现在咱们已经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怎么样，我的好瓦莉亚，难道你会不同意？你参加进来该有多好！你动员姑娘们，我负责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鬼，我今天就叫他乖乖地进来。怎么样，瓦莉亚，你倒是参加不参加？我这儿有一本讲这件事的小册子，你看看。”
谢廖沙把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姐姐。瓦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低声问：“要是佩特留拉的兵再打回来，可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我吗，当然跟大家一起撤走。可是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妈可真要遭罪了。”他沉默了。
“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就是别让妈知道。除了咱俩，谁也别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正跟她谈入团的事。她倒是挺合适的，就是我母亲不太好办。能不能把她吸收进来，谁也不告诉呢？万一咱们不得不撤退，我当然扛起枪就走了，可是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上，注意地听他讲完，说：“好，这样办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各处张贴的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之后跑来的。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中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节目。
幕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身材瘦小、鼻子尖尖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号召青年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讲起话来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是不明白的。
他讲完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讲不出话来。
“怎么讲？讲什么呢？”他苦苦思索着，想说，又找不到恰当的话，感到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给他解了围，她在桌子后面小声提示他：“谈谈组织支部的事吧。”
谢廖沙马上谈起了实际问题：“同志们，刚才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咱们需要成立个支部。谁赞成这个提议？”
会场里一片寂静。
丽达出来帮忙了。她向大家讲起了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到会的人对建立支部的事这样冷淡，使他十分恼火。他不时向台下投出不友好的目光。人们并没有认真听丽达讲话。
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熘熘地四处转。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丽达发觉没有人听她讲话，就草草地结束了，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讲。伊格纳季耶娃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不少同志愿意积极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袖手旁观。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希望你们也谈一谈。有要发言的同志，请讲吧。”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我讲两句！”
稍微有点斜眼、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到了台前。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我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知道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他一下子冲到台中央，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说过嘛，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爸爸是扳道工，让火车给压死了，米什卡就失了学。别看他没上完中学，可是我们的事业，一说他就明白了。”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唿唿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简直是一塌煳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肚子气。”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