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佐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人们靴子上带来的草原上的泥泞，似乎使街上的泥泞越来越多。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有着防火瓦屋顶和砖墙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这些小小的寓所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曾因为父兄奔赴前线而显得冷落，——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不仅在坦克笨重地停在道旁的白杨树荫下，装甲钢板上蒸发出摇曳不定的热气的时候，就是在它们像迅雷般在尘埃滚滚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疾驶，或是在秋雨泥泞和冬日积雪的军用大道上费力地开往西方的时候，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这是我们的‘拉格’①（或是“米格”②，或是“雅克”③）。”他们平静地说。
“那是‘密塞’④来了！……”
“这是‘容克—87’⑤飞往罗斯托夫去。”他们不经意地说——
<em>①②③ 都是苏联飞机型号的缩写。</em>
<em>④⑤都是德国飞机的型号。</em>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三国演义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要他们对我们说真话，休想！我们一直相信，相信，现在可不相信他们了！”维丽柯娃说，她那双挨得很近的眼睛闪动着，两条朝前撅着的小辫像甲虫的触角那样威风凛凛地翘着。“罗斯托夫恐怕也放弃了，我们连跑都没处可跑了。他们自己倒溜得快！”
维丽柯娃显然是在重述她常听到的话。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四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叫我们去整整挖了一夏天的战壕，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害得我还生了一个月的病，可是现在有谁呆在这些战壕里呢？”矮小的维丽柯娃不听玛雅说的，自管说着。“战壕里都长了草！这难道不是事实？”
纤瘦的莎霞装出惊奇的神气耸耸瘦削的肩膀，眼睛睁得滚圆地望望维丽柯娃，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
但是，姑娘们所以会过分注意地细听维丽柯娃的话，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所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目前形势究竟如何。
“不，形势的确很坏，对吗？”东妮亚-伊凡尼兴娜胆怯地望望维丽柯娃，又望望玛雅说。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在她们中间她年纪最小，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女孩，长腿，大鼻子，浓厚的深栗色头发梳到大耳朵后面。
东妮亚的姐姐李丽亚从战争一开始就去前线当军医医士，在哈尔科夫一带的战事中下落不明。东妮亚最爱她的姐姐，从那以后，她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她的忧郁的眼睛也一直是泪汪汪的。
只有邬丽亚没有参加她们的谈话，对她们的激动不安似乎也没有同感。她解开辫梢被河水浸湿的乌黑的大辫子，拧干头发，又把它编好。接着，她把两条腿轮换着伸出去让太阳晒干，好像倾听内心的声音似地低着头站了一会，她的乌黑的眼睛和头发被头上那朵洁白的百合花一衬，显得格外好看。腿晒干之后，她用狭长的手掌擦了擦脚底（她的瘦瘦的高脚背被晒黑了，下面好像围着一道浅色的箍），再擦擦脚趾和脚后跟，就用习惯的动作麻利地把脚伸进便鞋。
“唉，我真是个傻瓜，傻瓜！人家叫我进专门学校，我为什么不去呢？”纤瘦的莎霞说。“有人叫我进内务人民委员部①的专门学校，”她带着男孩子的满不在乎的神气望望大家，天真地解释说，“这样我就可以留下来待在德国人的后方，可你们还都蒙在鼓里。你们都在那儿发愁，可我一点也不着急——
<em>①人民委员部是苏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的管理机关，一九一七年成立。一九四六年，人民委员部改称为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内务部。</em>
‘莎霞怎么会这么镇静？’哪知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我留下来的！我啊，我要把德国秘密警察机关里的笨蛋，”她突然嗤一下鼻子，带着狡猾的嘲笑瞅了维丽柯娃一眼，“我要把这些笨蛋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邬丽亚抬起头来，严肃而注意地望了望莎霞，脸上好像抖动了一下：好像是嘴唇，又好像是那纤细的、轮廓秀丽的鼻孔动了一下。
“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派我，我也要留下。有什么关系呢？”维丽柯娃怒冲冲地把触角般的小辫一撅，说，“既然谁都不管我，那我就要留在这里，像过去一样生活。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女学生，照德国人的理解，就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他们究竟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玛雅叫了起来，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我是刚从女学堂毕业出来的，您好！”
莎霞模仿维丽柯娃模仿得维妙维肖，姑娘们又哄笑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和树皮屑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了微波。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东妮亚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