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郊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大卫·科波菲尔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连顿巴斯的这一片土地也要放弃的时候来到了。这一次，在几天之中，他们又运走了几千台车床、几万人和几十万吨贵重物品。现在，到了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都非走不可了。
他们站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书记的大办公室里，紧紧地挨在一起。长会议桌上的红毡已经拿掉。他们面对面站着，说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总下不了决心说出告别的话。要离开的人们心头十分沉重、烦乱和痛苦，仿佛有乌鸦在抓他们的心。
州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人的中心。早在去年秋天，全州初次面临被占领的威胁的时候，他就被选拔出来做地下工作。可是当时事情自然而然地搁下来了。
普罗庆柯是个三十五岁的男子，身材矮小、匀称、灵活。他的两鬓微秃，日见稀疏的亚麻色头发向后梳着，红润的脸以前总刮得干干净净，现在却长着深色的柔毛，这已经不是胡茬，但是还没有长成胡子。这是他在两星期之前开始留的，那时根据前线战事的进程，他明白做地下工作是在所不免的了。
他怀着敬意在和他面前的一个军服上没有级别标志的高个子中年人亲切地握手。那人的脸瘦削、刚毅、满是细皱纹——长期过度辛劳的痕迹；他脸上特别显著的是真正的大领导人所特有的那种泰然自若、朴质而又威严的神情，这种神情是由于对世界形势知识丰富、了解深刻而出现的。
这个人是新近建立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昨天才到克拉斯诺顿来建立州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协同动作的。
那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撤退得这么远，还希望能挡住敌人，至少能把他们挡在顿涅茨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一带。根据游击队司令部的命令，普罗庆柯应当在他即将作为基地的游击队和调来卡缅斯克区支援我军在北顿涅茨河的掩护部队的一个师中间，建立联系。这个师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马上就要到达克拉斯诺顿，师长是昨天同游击队司令部以及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的代表们一起到来的。师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将军，他也站在这里，等着跟普罗庆柯告别。
普罗庆柯握着游击队领导人的手——游击队领导人平时也是他的领导，常到他家里串门，跟他的妻子也很熟——对他说：
“谢谢您的帮助和教导，再一次谢谢您，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请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①转致我们游击队的谢意。如果您有机会去总司令部，请告诉他们，就说现在在我们伏罗希洛夫格勒总算也建立了游击队……如果您的运气好，能见到总司令斯大林同志，就请告诉他，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em>①赫鲁晓夫（1894—1971）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先后任西南及乌克兰几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em>
普罗庆柯说的是俄语，但有时不自觉地夹着乌克兰乡音。
“如果你们完成了，即使我们不说，他们也会听到的。至于你们一定会完成，那我是毫不怀疑的。”安德烈-叶费莫维奇露出刚毅的微笑说，他满脸的皱纹都放着光。他忽然转过身来对围着普罗庆柯的人们说：“普罗庆柯这家伙真鬼：还没有开始作战，已经在试探，能不能从总司令部得到供应！”
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将军没有笑，在全部谈话时间他都站在那里，坚强饱满的脸上始终带着严峻的、忧心忡忡的神情。
在普罗庆柯的明朗的蓝眼睛里闪露出狡猾的神气，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不过不是两只同时发光，而是有先后，仿佛有一颗顽皮的小火星独脚跳着，从一只眼睛里跳进另外一只眼睛里面。
“我自己的供应有的是，”他说，“要是用完了，我们就像那个老柯夫派克①一样，没有军需机关也活得下去：从敌人那里拿来的，就是我们的……不过，要是给我们添拨点什么……”普罗庆柯把双手一摊，大伙又笑起来——
<em>①柯夫派克（1887—1967），苏联苏姆斯克游击队司令员，少将，卫国战争时期曾五次在敌后袭击敌人。</em>
“请向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转致我们最大的谢意，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普罗庆柯握着一个团政委衔的中年军人的手，说道。“至于你们，小伙子们……我真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好好地吻吻你们……”普罗庆柯感情激动地挨个儿拥抱并且亲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年轻小伙子们。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懂得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能让一个工作人员感到委屈，不管这个工作人员的职位大小，只要他在工作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就这样向帮助他组织游击队和地下工作网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人表示了谢意。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跟州委的同志们告别。在几个月如一日逝去的战争期间，友谊和命运已经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他眼睛潮润地离开了朋友们，又四下看了一遍，有没有漏掉什么人。这时个子敦实的将军默默地把整个身子迅速有力地迎向普罗庆柯，同时向他伸出手来。在将军的普通俄罗斯人的脸上，突然显露出天真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