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的人们还是不断地通过克拉斯诺顿。城市上空一直滞留着乌云般的尘埃。人们的衣服上、花草上、以及牛蒡和南瓜的叶子上，都盖着一层肮脏的黑褐色的尘土。
在公园后面的铁路支线上，列车轰隆轰隆地来回行驶，从一个个矿井里收集还可以运走的设备。可以听到机车的呼哧声、汽笛声和扳道员的喇叭声。从过道口那边传来激动的人声、无数的脚踏着尘土的沙沙声、汽车的呜呜声和炮架的轮子经过垫板时的隆隆声——这是军队在继续撤退。从小丘背后这个或那个方向，不时传来远处轰轰的排炮声，仿佛在这些小丘后面的无垠的大草原上，有人在滚动着一只其大无比、高及天际的空桶。
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两层砖砌建筑物外面，在通到公园大门为止的宽阔的大街上，还停着一辆卡车。一群男男女女从敞着的大门里把公司剩下的最后一批财产搬出来，装上卡车。
大伙在干活的时候镇静、迅速、肃静无声。他们的忧心忡忡的脸上和因为拖重东西而肿胀的手上，都是汗水和污垢。略靠旁边一点，就在公司的窗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谈话，显然，不管是这辆卡车，是这些满身汗水的肮脏的人，还是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说来都不会而且不可能比他们谈话的题材更为重要。
姑娘穿着粉红上衣，光脚穿着黄皮鞋。她生得高大、丰满，浅黄色头发。深色的、发出暗淡光辉的、杏仁般的眼睛略微有点斜视。由于她有点斜视，她抬起秀丽的头望着青年的时候，像缎子般光滑的、雪白丰满的脖子就微歪着。
青年生得个子瘦长，四肢不匀称，背有点儿驼。洗旧了的斜领蓝衬衫的袖子，对他的长胳膊已经嫌短；腰里束着一根窄皮带；棕色条纹的灰色裤子也略微嫌短；光脚穿着便鞋。长长的深色的直头发不肯听话，在他说话的时候总要垂到他的额上和耳朵上，他得常常把头猛地一甩，把头发甩到后面去。他的苍白的脸属于几乎晒不黑的类型。而且他还非常怕羞。但是他面部的表情里却含有无限的天生的幽默，同时还蕴藏着似乎马上就要发出闪光的灵感，这激动着那个姑娘，使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
他们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在听他们或是注意他们。但是的确有人在注意他们。名利场
在大街斜对过的一所标准式房屋的大门附近，停着一辆老式的、车轮很高的黑色小汽车。汽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有的地方变成红色，有的地方被磨擦得发出白铁的闪光，它好像是福音书里的骆驼，因为要穿过针眼而擦破了两肋。这是苏联汽车制造工业的第一批产品，俗称“迦济克”①，现在到处都已经被淘汰了。
是的，这是“迦济克”——这种汽车曾经在顿河和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在北方的冻土带驰骋过几千几万公里；它们几乎是沿着羊肠小径攀登高加索和帕米尔的丛山，它们深入到阿尔泰山和锡霍特—阿林山脉的原始森林；它们为第聂伯河水坝、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厂的建设工程出过力；它们载送朱赫诺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到北方机场去营救诺皮列的探险队②；它们穿过暴风雪和冰群，沿着阿穆尔河的冰道开去支援共青城的第一批建设者。总之，这种“迦济克”曾鼓足力量，竭尽全力地背负起协助完成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任，它们尽了力，变得陈旧了，就让位给更为完善的汽车，也就是它们尽力帮助建成的那些工厂的产品——
<em>①“迦济克”是“迦兹”的爱称。“迦兹”是“高尔基汽车厂”的缩写，这里是指汽车牌子。</em>
<em>②诺皮列（1885年生），意大利飞艇设计师和极地探险家，一九二八年乘“意大利”号飞艇赴北极探险失事。苏联破冰船“克拉辛”号参加了营救该艇上全体人员的工作。</em>
停在标准式房屋外面的那辆“迦济克”是一辆轿车。车内后座脚下放着一只沉重的长木箱；在座位和木箱的横头，摞着两只手提箱；箱子上面放着两只塞得满满的背囊，一直顶到车篷；靠着背囊放着两支装了弹盘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旁边还放着一叠弹盘。在剩下的空座位上，坐着一个面貌端正、浅黄头发、皮肤被晒黑的妇人。她穿的那件质地结实的旅行衣，因为长期日晒雨淋而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她的腿已经没有地方好放，只好交叠着，勉强塞在木箱和车门中间。
这个妇人老是不安地从车门上早已没有玻璃的通风窗里朝外望，一会儿望望标准式房屋的台阶，一会儿望望在公司外面装车的卡车那边。她显然是在等人，而且已经等了好久，她因为那些装车的人会看到这辆孤零零的轿车和车子里面她这个妇人而感到不快。不安的神情像阴影似的在她的线条端正的脸上掠过，后来她又仰靠在座位上，从车门的窗洞里沉思地注视着在公司窗下交谈的那对青年男女。她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了，在她的灰眼睛里和她的坚毅的、棱角分明的嘴唇上，不觉都露出了一丝善良而感伤的笑意。
这妇人大约三十来岁；她不知道，当她望着那对青年男女时在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善意的惋惜和惆怅，只是表示她已经三十岁了，她不能再像他们那样了。
那对青年男女不顾四周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正在互相倾吐爱慕。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就要分离了。但是他们倾吐爱慕的方式是少年时代独有的，那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谈，唯独不谈爱情。
“万尼亚①，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微歪着头，闪烁的、时时放出光辉的眼睛望着他，说。在他眼里，世上再也没有比这微歪的头更可爱的东西了。
“我还以为我们要走了，我就此看不到你了……”——
<em>①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em>
“你可明白，这几天我为什么不来吗？”他用微哑的低音问道，一双近视眼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这双眼睛里蕴藏着的灵感，好像灰烬底下的煤火似的，马上就要发出闪光。“不，我知道，你一切都会了解……三天前我就该走了。我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来向你告别，可是共青团区委会突然把我找去。他们刚刚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一切就弄得乱七八糟了。我那个专修班撤退了，我却留了下来，使我很伤脑筋。同学们都来找我帮忙，我自己也知道应该帮忙……今天奥列格叫我搭他们的马车去卡缅斯克，——
我们是好朋友，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走……”
“你可知道，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说，她的发出暗淡光辉的眼睛一直望着他。
“老实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想，我还可以看到她好多好多次。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他低声说，他的目光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眼睛，他完全被她的略带红晕的脸、丰腴的脖子、以及在粉红上衣底下可以感觉得到的整个丰满的身体所发出的那股热烈温存的暖意俘虏了。“你能想象得出吗？伏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都要我负责！幸亏我有一个好帮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记得吗？是我们学校里的。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睡过觉。白天黑夜两条腿不得闲：找大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找饲料啦，这儿不知道哪个车胎爆了，那儿的马车又得送到打铁房去修理。简直搞得你晕头转向！……但是，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带着羞怯的微笑说，“昨天夜里我走过你们的家，我的心都要停了！我想，去敲下门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后来我记起了你的父亲。不行，我心里想，万尼亚，忍耐一下吧……”
“你可知道，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她又要说了。
但是他说得正在兴头上，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我要看不到她了！你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吗？原来有一个保育院——就是去年为收容孤儿在‘八家宅’组织起来的那一个——还没有撤退。保育院主任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捷姆奴霍夫同志，帮帮忙吧。哪怕能通过团委弄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把我们送走，可是今天早上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都没有交通工具。我再这么四面一跑，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到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没影儿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他的不听话的长长的直头发都落到了额上和耳朵上，但是他立刻猛地把头一甩，把头发甩回去。“这些人真妙！”他笑着说。“嗨，我心里想：万尼亚，你的事情不妙！你要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克拉娃①了。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着手去办这件事，居然弄到了五辆大车！你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从军人那里。主任和我们告别的时候，眼泪几乎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对若拉说：‘你快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也去收拾一下。’后来我暗示他，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你就等我一下，总之，我向他暗示了这个意思……我刚整理好东西，你知道是谁冲进来了？是托里亚-奥尔洛夫，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个外号叫“雷响’……”——
<em>①克拉娃是克拉芙萁雅的小名。</em>
“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拚命压低声音说，她的眼睛里放出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了。要知道，我又不能去找你。”她用非常柔和的低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突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惊奇。
“啊，你怎么不明白？”她忸怩起来，“叫我对父亲怎么说呢？”
在这次谈话中，恐怕她至多也只能说到这里：最后要让他懂得，他们的关系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这里面存在着秘密。她无论如何应该向他提醒这一点，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的话。
他沉默起来，朝她看了一眼。这一看，使她的整个大脸、她的丰腴的白脖颈直到粉红上衣领口露出的胸口，突然都变得跟这件上衣一样颜色了。
“不，你不要以为他不喜欢你。”她闪动着杏仁似的、略微斜视的眼睛，急急地说，“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这个捷姆奴霍夫很聪明……’你知道，”这时她的声音又变成柔和的、迷人的低音，“你要是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退的可能，是他的头脑里不曾想过的。这种可能的诱惑力非常大，使他不禁茫然失措了，他望了望她，尴尬地笑了一笑。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心不在焉地顺着街道望过去。他背对公园站着，这条通向南方的长街，被迎面射来的炎热的阳光照射着，整个都展现在他面前。在远处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那里，街道仿佛到了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显现出草原上一些蓝色的丘陵，丘陵后面不断腾起远方大火的烟雾。但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只听到隆隆的炮声、公园后面机车的鸣笛声以及从小就熟悉的扳道员的号声，在草原的天空下，这种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清脆明晰，充满和平的意味。
“我的东西都没有带，克拉娃，”他发愁地、慌乱地说，一面摊开双手，好像要让人家看看他的披散着深亚麻色长发的、光着的头，看他的这件洗旧了的、袖子嫌短的充缎衬衫，这条穿旧了的、嫌短的棕色条纹裤子和光脚上穿的便鞋。“我连眼镜都没有拿，连你都看不清楚。”他闷闷地开玩笑说。
“我们去问问爸爸，再乘车子去拿你的东西。”她热情地低声说。她歪着头望着他，甚至动了一下要去握他的手，但是没有敢握。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戴着便帽，穿着灰色旧上装和皮靴，提着两只箱子，满脸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他打量着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的箱子，可是卡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来，柯瓦辽夫同志，我来放。”站在卡车上的包裹和箱子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接着，他屈下一膝，一只手撑着车沿，把箱子一只一只地接了过去。
这时候，万尼亚的父亲也是绕过卡车，走了过来。他的晒黑的、青筋暴露的、瘦削的双手捧着一包好像是从洗衣房取出来的东西，里面大概是床单。他捧着这包东西非常吃力：他伸直胳膊捧着这包东西，艰难地拖着发软的长腿，脚底在地面上擦着。他的拉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汗珠，甚至晒黑的皮肤都变得苍白起来。在这张瘦削疲惫的脸上，那双严厉得令人痛苦的、发出不健康光辉的、颜色很淡的眼睛，显得特别惹人注意。
万尼亚的父亲，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捷姆奴霍夫，在公司里当看门人；而克拉娃的父亲柯瓦辽夫，管理处的总务主任，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柯瓦辽夫像大多数总务主任一样，在平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承受着人们的愤懑、嘲笑和蔑视的重担，只是由于他们个别不诚实的同行损害了别人，人家就把怨气发泄到全体总务主任的头上。像柯瓦辽夫这样的总务主任，到了困难时刻就显示出，世上真正的总务主任是什么样的。
最近几天里，自从他接到经理的命令要运走公司的财产那一刻起，他就不顾同事们的恳求和埋怨，不顾一部分上级的阿谀的友好表示（这些上级在平时对他并不见得比对前厅里荷兰式火炉旁边的扫帚更为注意），不顾这一切，他仍旧像平时一样沉着、稳妥、迅速地把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都包装起来，装车运走。今天凌晨，他接到公司负责疏散工作的特派员的命令，要他刻不容缓地毁掉不能运走的文件，并且赶紧向东方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