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沙龙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虽说爱好体育，却设法退了役。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成为一部我经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当我在两组回忆之间建立一种横向联系时，我在偶然间想到他就是使阿尔贝蒂娜离开我家出走的那个人。在这些涉及阿尔贝蒂娜的珍贵回忆方面，这种横向联系引向一条道路，道路通到好几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绝迹，因为我从此不再想念她了。这是我从此不再走的一条回忆的道路，一条路线。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问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这条回忆的路线。
我应该说，认识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们对他怀有友情，但得到的却是许多失望。在这时，他确实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劳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来也许能给他带来乐趣的劳累，然而，他认为只有和他不认识的人们见面才会给他带来乐趣，他那热情奔放的想象也许使他把这种见面看作一次机会，认为这些陌生人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对于他已经认识的人们，他极为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的人，将来会是怎样的人，他觉得不值得为他们作一次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劳累。总之，他是一位很坏的朋友。他对新朋友的偏爱，也许再现了他过去某种狂热的大胆，在巴尔贝克时，他对体育运动、赌|博和无节制的饮食就是如此。
至于维尔迪兰夫人，她每次都想让我和安德烈认识，因为她对我已认识安德烈这件事感到无法接受。不过，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来。她对我来说是一位令人赞赏的挚友，她忠于自己那位批评俄国芭蕾舞的丈夫的审美观，在谈到波利尼亚克侯爵时说：”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①装饰的，这种房子怎么能睡呢！我更喜欢迪比夫②。”此外，由于唯美主义的必然进步，维尔迪兰夫妇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无法忍受现代风格（再说这是慕尼黑的风格）和白色*的套间，只喜欢法国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内环境。③在这个时期，维尔迪兰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请的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所以人们看到她用间接的方式去主动接近一个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奥黛特–时，感到十分惊讶。人们认为，此人不会给这个过去只有一小群人、现在变得耀眼夺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长期的分离会平息宿怨，有时也会同时唤起友情。另外，这种现象不但会使垂死的人嘴里只说过去熟悉的名字，而且会使老人耽于童年回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有其相同的东西。为了使奥黛特重新来她家作客这件事获得成功，维尔迪兰夫人当然没有使用”极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实程度较差的常客，这些人仍到其他沙龙去作客。她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许在怄气，我可没有；总之，我哪点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里认识她的两个丈夫的。如果她愿意再来玩，就请告诉她，我的大门对她是敞开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让她说出来的，一定会使骄傲的女主人难以启口。这些话给传了过去，但没有成功。维尔迪兰夫人等待着奥黛特，但没有看到她来。直至后面将要谈到的一些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导致无情无义的人们组成的热情使团无法完成的事得以实现。轻而易举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败也不多见。
<em>①巴克斯特（1866-1924），俄国艺术家，主要从事舞台布景和戏装的设计。</em>
<em>②迪比夫祖孙三代均从事绘画，祖父名叫克洛德（1790-1864），父亲是爱德华（1820-1883），孙子为纪尧姆（1853-1909）。这里是指室内装饰家纪尧姆·德比夫。</em>
<em>③在这段时期我经常见到安德烈。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一次我想到絮利埃特这个名字，是在对阿尔贝蒂娜的遥远回忆中想到的，犹如一朵神秘的花。在当时是神秘的，但现在却不能再激发起任何东西：我谈论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题。但对这个话题却默无一言，这不是因为比另一个话题更加无关紧要，而是因为过去对这些事物考虑过多，所以现在产生一种厌倦的感觉。我过去一个时期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神秘，这个时期也许是真正有意思的时期。但是，由于这些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财富，去探索有朝一日将不会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秘密。–作者注。</em>
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人们自然会想起过去的一句话：”不是思想正统，就是思想不正统”。但当事情显得并不相同时，由于过去的巴黎公社社员曾经反对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坚决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统统槍毙，并且得到将军们的支持，就象将军们在德雷福斯案件审理期间反对加利费①那样。在这些聚会中，维尔迪兰夫人邀请了几位认识不久的女士，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们在前几次来的时候打扮得光彩夺目，戴着豪华的珍珠项链，奥黛特也有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她以前曾过份炫耀这条项链，现在她模仿圣日尔曼区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战争服”，就对时髦的服饰持严厉态度。但是，女士们善于适应环境。三、四次之后她们就看到，她们认为时髦的服饰，正是那些时髦的人所废弃的，她们就把绣金的衣裙搁置一边，心甘情愿地穿上朴实的服装。
<em>①加利费（1830-1909），法国将军，曾残酷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一八九九年出任陆军部长，由于极不适合搞政治，不到一年便被迫辞职。</em>
维尔迪兰先生说：”真扫兴，我要给邦当打电话，让邦当为明天作必要的准备，人们还删去了诺布瓦文章的全部结尾部分，只是因为他在文中暗示贝森被免职了。”因为司空见惯的愚昧使每个人通过使用常用的表达法来炫耀自己，并自以为可以表明现在时兴这种说法，犹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妇女在听到别人谈起德·布雷奥代先生、德·阿格里让特先生或德·夏吕斯先生时说：”谁？布雷奥代家的拔拔尔格里格里、夏吕斯家的梅梅？”不过，公爵夫人们也照此办理，她们在说”免职” 时有同样的乐趣，因为对于公爵夫人们来说–对于有点诗意的平民来说也是如此–显示区别的是名称，但她们按照自己所属的思想等级来表达思想，在这个等级里也有许多资产者。思想上的阶级划分不考虑出身。
维尔迪兰夫人的所有这些电话也并非没有弊病。我们忘了提及，维尔迪兰”沙龙”如果说在思想上和现实中继续存在的话，已经暂时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馆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节们过去的住宅十分潮湿，加上缺煤和缺电，使维尔迪兰夫妇在那里会客更为困难。另外，新客厅也不是没有可爱之处。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积有限的广场规定了各个宫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内的一个小花园比外省的一座公园更能使人心旷神怡，维尔迪兰夫人在这座公馆里的狭窄餐室，构成一个四壁白得发亮的菱形：犹如一个银幕，每逢星期三，几乎是每天，这幅银幕上就会出现巴黎各种各样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时髦的女人，他们都乐意分享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因为在这个时期，最富裕的人们由于无法得到收入而紧缩开支，可是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却因他们的财产而与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变，但布里肖却仍然感到十分快乐，随看维尔迪兰夫妇的交往不断扩大，他也从中找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积累起来的新乐趣，犹如圣诞节时在一只鞋中发现意想不到的礼物。有几天，来赴晚宴的客人特别多，使这个私人住宅的餐室显得过于狭窄，于是就在楼下的大餐厅里设下晚宴，那些常客虚伪地装出在楼上时的那种亲密无间，而在心里却暗暗高兴–他们几个人离开众人呆在一边，就象过去乘小火车时一样–，希望自己成为邻座观看和羡慕的对象。在平常的和平时期，悄悄地寄给《费加罗报》或《高卢人报》的一则社交消息，会使没能去雄伟旅馆的餐厅赴宴的人们获悉，布里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社交新闻的专栏记者取消了这类消息（他们用刊登葬礼、嘉奖和法美宴会的消息来进行弥补），要做广告就只能用一种影响有限的幼稚的办法，这种办法出现于古腾堡①的发明之前，只适用于史前时代，这就是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饭后，客人们来到楼上女主人的客厅，接着就开始打电话。然而，在这个时期，许多大公馆的客人里都混杂着间谍，他们记下了邦当在电话里传达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并不确切，总是被事态所否定，因此他的泄密才没有造成损失。
<em>①古腾堡（约1400前-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em>
在下午的茶会结束之前，即在日暮之时，天空还很亮，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棕色*小斑点，要是在蓝色*的夜空中，人们会以为是小飞虫或小鸟。就象人们看到远处的一座山时，会以为是一朵云。但是，人们内心激动，因为知道这朵云很大，是固体，而且很结实。因此，我内心也十分激动，因为天上的棕色*斑点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鸟，而是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由几个在对巴黎进行监视的人驾驶（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凡尔赛附近作最后一次散步时，曾见到过这种飞机，但这个回忆与我现在的激动毫无关系，因为对这次散步的回忆在我看来已无关紧要）。三国演义
吃晚饭的时候，饭店全部客满；如果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可怜的休假军人在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把目光停留片刻，我就会感到难过，因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脱随时会死亡的危险，并准备重返战壕，这种难过我过去在巴尔贝克旅馆也曾有过，就是在渔夫们看着我们吃饭的时候，但我现在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相比之下，士兵的不幸要比穷人的不幸来得大，而且更加感人，因为这种不幸更加顺从、更加高尚，他在准备重返前线时看到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在预定餐桌时挤来挤去，只是达观地、毫不厌恶地摇了一下头说：”这儿看不出是在打仗。”然后，到九点半，还没有一个人吃完晚饭，但根据警察局的命令，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熄灭了，九点三十五分，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又开始挤来挤去，从饭店的服务员手里夺过他们的大衣，我曾在圣卢休假的一个晚上和他一起在这家饭店里吃晚饭，这时饭店里半明半暗，显得神秘莫测，就象放映幻灯的暗室，又象电影院里放映电影的大厅，那些吃完晚饭的男男女女急忙赶到电影院去。
但在这个时间之后，对于那些在我所说的那天晚上象我那样在家里吃完晚饭，然后去看望朋友的人们来说，巴黎的夜晚要比我童年时代的贡布雷更为黑暗，至少在某些街区是如此；人们进行的互访，犹如乡下邻居间的互访。啊！要是阿尔贝蒂娜还活着，我晚上到城里去吃晚饭时约她在拱廊下幽会，将会多么甜蜜！开始时，我什么也不会看到，我会内心激动，以为她未能赴会，但突然间，我会看到黑墙上显现出她喜欢的一条灰色*裙子，以及已经看到我的那双微笑的眼睛，于是我们就可以搂在一起散步，而不会被别人发现，我们走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唉，我现在却是孤身一人，我仿佛是在拜访乡下的邻居，就象过去斯万在晚饭后来拜访我们一样，他在当松维尔的黑夜中不会再遇到行人，走的是拉纤的小道，一直走到圣灵街，我现在从圣克洛蒂尔德走到波拿马特街，走在那些已变成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的街上，也没有遇到行人。另外，由于现在这个时间使我游历的这些景色*片断，不再受一个变得无法看到的环境的制约，在那些刮风后冰冷的暴雨随即停止的夜晚，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过去曾朝思暮想的骇浪滔天的海边，而没有以前在巴尔贝克时的感觉；其他一些巴黎过去并不存在的自然环境，甚至会使我感到我刚下火车，来到乡村度假，例如晚上月光下在身旁的地上的明暗对比就是如此。月光所产生的现象，是城里看不到的，即使在隆冬也是如此；奥斯曼大街上的积雪已无人会去扫除，月光洒在大街的雪上，就象洒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冰川之上。树木的侧影映照在这个有点发蓝的金色*雪地上，显得清晰、洁净，同时又十分柔和，犹如某些日本画中或拉斐尔某些画的背景中的树木侧影；这些侧影展现在树木根部的地面上，在大自然中太陽落山时往往可以看到这种景色*，这时，太陽沐浴着草原，把草原照得如镜子一般反光，草原上的树木一棵棵距离相等。但是，美妙的柔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展现这些轻如灵魂的树影的草地，犹如天堂里的草地一般，那颜色*不是绿的，而是被洒在玉石般雪上的月光照成晶莹的白色*，草地仿佛全都由梨花的花瓣织成。在广场上，公共水池的那些神衹，手持冰柱，仿佛是用双重材料制成的雕像，为了制作这些雕像，艺术家特意把青铜和晶体融合在一起。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但到了春天却与此相反，有时会有违反警察局规定的现象，一座公馆，或者只是公馆的一层楼，或者一层楼中只有一个房间，由于没有关上百叶窗，看上去有如在投射光线，有如忽隐忽现的幻影，独自浮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上。人们高高地抬起眼睛在这半明半暗的金光中见到的女人，在这个人们消失其中、她也仿佛与世隔绝的黑夜之中，呈现出东方景色*神秘而含蓄的魅力。然后我走了过去，在黑暗中只听到有益于健康而又单调的粗俗脚步声。
我心里在想，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而且一个也没有看到。只有在一九一四年，我在巴黎度过的两个月中，我见到过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布洛克和圣卢，而圣卢我只见到过两次。第二次见到他时，一定是他表现最出色*的时候；他已经消除了他在当松维尔逗留期间给我留下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不真挚的印象，这种印象我已在上文中说过，我在他身上重又发现他过去的一切美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宣战之后，即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之初，当时布洛克表达了沙文主义十足的感情，圣卢等布洛克离开我们以后，立刻责备自己没有再次入伍，我对他语气的粗暴几乎觉得反感。①”不，”他愉快而有力地大声说道，”所有那些不去打仗的人，不管提出什么理由，都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杀死，都是出于害怕。”他用同样肯定的手势，但比强调指出其他人的害怕时的手势更为有力，补充道：”而我，如果说我没有再次入伍，老实说就是因为害怕！”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发现，装出值得称赞的感情并不是坏人们的唯一掩护，而且还发现，一种更新的掩护是这些坏人炫耀自己，以便使别人至少不显出避开他们的样子。另外，在圣卢的身上，这种倾向因他的习惯而得到加强，就是当他泄露了秘密，干了一件蠢事，别人可能会来责备他时，他就把这种事公开披露出来，并说是故意干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习惯想必来自军校的某个教师，他过去和这个教师过从甚密，并公开表示对此人十分欣赏。因此，我毫不困难地把这种心血来潮解释为对一种感情的口头认可，由于这种感情支配了圣卢的行为，使他对刚爆发的战争持不介入的态度，所以他更喜欢表露这种感情。他在离开我时问我：”你是否听说我的舅妈奥丽阿娜要离婚？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件事不时有人说起，我经常听到别人说，就信以为真。我补充一点，这件事将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我的舅舅和蔼可亲，不仅在社交界是如此，而且对他的朋友、对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心肠甚至要比我舅妈好得多，我舅妈是个圣人，但她使他可怕地感到这点。不过他是个可怕的丈夫，一直欺骗自己的妻子，侮辱她，粗暴地对待她，不给她钱。她要离开他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此事不假的一个原因，但也是此事不真的一个原因，所以人们会想到并说出这件事。另外，她已经对他容忍了这么久！现在我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事情人们说错了又否定，但后来却弄假成真。”听到这里，我就想到问他，过去传说他要娶德·盖尔芒特小姐，是否有这么回事。他听了大吃一惊，对我肯定地说没有这么回事，说这只是社交界流传的一个谣言，这种谣言不时产生，也不知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就不戳自穿，但谣言的不可靠不会使那些相信过谣言的人们变得更加谨慎，一旦产生一个结婚、离婚的谣言或一个政治谣言，他们就会立刻信以为真，并且广为传播。
<em>①圣卢是从巴尔贝克回来的。我后来才间接地获悉，他曾徒劳地勾引饭店经理。饭店经理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继承了尼西姆·贝尔纳先生的遗产。实际上，他就是布洛克的伯父过去”保护”的那个青年侍者。但是，富裕给他带来了美德。因此，圣卢勾引他是白费力气。这样，当那些有道德的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沉湎于他们终于意识到的情感，作为补偿，轻浮的少年变成了有道德的男人，夏吕斯那样的人因相信过去的故事而来找他们，但已为时过晚，只会自讨没趣，碰一鼻子的灰。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作者注。</em>
四十八个小时还没有过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实就已向我证明，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罗贝尔的话：”这些人不上前线，都是因为他们害怕。”圣卢说这句话是为了在谈话中出风头，是为了显示他心里想的与众不同，因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场会被别人接受。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立场被别人接受，他这样做倒没有与众不同，就是从他觉得应该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看没有与众不同，但从本质上看更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更加符合当时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的一切优良品质，这些法国人是领主、自由民和农奴，农奴对领主或是毕恭毕敬，或是起来造反反对领主，这两类都是法国的，它们同属一个科，分为弗朗索瓦丝亚门和莫雷尔亚门，然后两个箭头重又合而为一，指向同一个方面，即边境。布洛克曾十分高兴地听到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此人的民族主义十分罕见）吐露自己的怯懦，当圣卢问他是否将亲赴前线时，他就显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视。”但是几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来看我时十分慌乱。他虽然”眼睛近视，但被认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时遇到了圣卢，圣卢为托人把自己引见给陆军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过去的军官有约会，据他对我说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啊！不错，我对你说的是一位老相识，你和我一样熟悉冈冈。”我对他回答说，我确实认识此人，也认识此人的妻子，我对他们并不十分赞赏。但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之后，我总是认为那个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她对叔本华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无法进入的知识界，所以我听到圣卢对我的回答立刻感到惊识，圣卢说：”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给你了。但他是个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欢。”圣卢说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对此上流社会持极为严厉的态度；至于说她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也许是他侄女认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时所看到的他那些优点中的某个部分。他至少不去关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说实在的，这是一种”聪明”，这种聪明同思想家们特有的聪明的区别，就象公众认为某个富翁”善于发财”的聪明同思想家们的聪明的区别一样大。但是，圣卢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他的话提请人们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无几，而朴实的情趣虽说并不明显，却能讨人喜欢。不错，我不曾有机会欣赏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朴实。但是，正是这点才使一个人变成许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许多人在评论他，此外在评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对于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风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证实，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门口离开了我们，严厉地抨击了圣卢，并对他说，他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女婿”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他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威廉”让自己的”皮肉穿孔”。” 看来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卢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关系密切的人们一样，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补充道：”许多传说甚至说他已经死了。”交易所里认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廉二世，都已经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围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隐瞒这件事，”他补充道，”只是为了不使德国佬那儿的舆论沮丧。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亲是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视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他依靠”上层的关系”，有幸和这些消息来源取得联系，并从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说对外银行的股票即将上涨，或是比尔的股票即将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个时候比尔的股票上涨或”抛出”对外银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种股票的市场”坚挺”、”积极”，后一种股票的市场”犹豫”、”疲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因为如此，布洛克在对我们宣布德国皇帝去世时，样子深奥莫测、神气活现，同时又怒气冲天。他特别气愤的是听到罗贝尔说”威廉皇帝”。我认为，即使在断头机的铡刀之下，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也是会这样说的。社交界的两位先生如果单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显示高雅的举止，也会从这些教养的痕迹中看出对方的身分，就象两位拉丁语学者会正确地引述维吉尔的语录一样。圣卢即使被德国人严刑拷打，也只会说”威廉皇帝”。不管怎样，这种礼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约束的标志。不能抛弃这种约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种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这种风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带有与此相连的一切隐蔽的宽厚和没有表露的英雄主义。布洛克对圣卢喊道：”你难道不能对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这里已经对他卑躬屈膝！这样，我们的边境上就会出现勇敢的士兵，他们会去拍德国佬的马屁。你们的军装上有杠杠，你们只会在旋转木马上显威风。就是这样。”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种智力水平相结合，使他不仅欣赏勇敢，而且把厌恶女人发展到陶醉于同男子进行接触的程度。他有一种也许是纯洁无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尔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对那些”洒过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们”的蔑视，这种快感同他在当松维尔时大量使用可卡因给他带来的快感相比，虽然使他感到南辕北辙，但两者的区别却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种药可以作为另一种药的补充一样–使他克服了这种恶习。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礼貌的双重习惯，这种习惯一方面使他过分赞扬别人，而自己却做了好事闭口不谈–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们时对他说：”您自然会给椅子装上藤座的”，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献给别人。总之，这说明他本性*确实高贵。
“我们会不会长期打下去？”我对圣卢说。”不会，我认为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对我回答道。但对这个问题，就象跟往常一样，他的论据是以本本为根据。”你在考虑毛奇的预言时，要重新读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颁布的关于指挥大部队的法令，”他对我说，仿佛我已经读过这个法令，”这样你就会看到，更换和平时期预备队的工作没有进行，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如果战争要长期打下去，这一工作是不会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战争打不长的证明，而应把战争打不长看作是缺乏先见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们没有预料到战争的长短，这些人既没有考虑到一场持续的战争中各种物资的惊人消耗，也没有想到各个战区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恋之外，在那些生来就最为反对同性*恋的人们之中，还存在着某种传统的陽刚理想，即使同性*恋者并不是一个高超的人，这种理想也由他来支配，以便让他将其变性*。这种理想–某些军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气。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现时，只是一颗善良的心所表现的粗鲁，它不想露出激动的样子，但在同一位也许会即将被杀死的朋友分离时，心里就有一种无人会发觉的哭泣的愿望，因为它在离别时掩盖这种愿望，使用的是一种越来越大的愤怒，并最终爆发出来：”喂，天杀的！你这头蠢驴，来和我拥抱一下。这钱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军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伟大事业重要，但他仍然曾经喜爱过这个在公使团工作或在军队里当兵，后来死于疟疾或槍弹的”小子”，他同样爱好陽刚之气，不过表现的形式更为灵活、更为巧妙，但其实也同样令人憎恶。他不愿哀悼这”小子”，他知道人们很快就会忘掉此人，就象心肠好的外科医生那样，在一个患传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伤，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外交官只要变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决不会说他曾悲伤过；不会说的，首先是因为”男子的羞耻心”，其次是因为艺术的机灵，这种机灵在掩盖激*情的同时产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会整夜守护垂死者。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心里悲伤。他们将会谈论公使团或军队里的公务，甚至谈得比平时还要确切。
“B对我说：’请您别忘记，明天将军来视察，您让手下的士兵尽量搞好军容。’他平时十分温和，这时说话的声音却比平时生硬，我发现他尽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烦躁。”读者可以理解，这生硬的声音，就是那些不愿显出悲伤样子的人们的悲伤，这样做简直可笑，但也同样使人难受和讨厌，因为这是一些人悲伤的方式，这些人认为悲伤无足轻重，认为生活比离别更为重要等等，所以他们使人对死亡产生一种虚幻、虚无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时一位先生使人产生的印象，这位先生给你送来冰糖栗子时说：”我祝您新年快乐”，一面说一面冷笑，不过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水浒传
我们来结束这个守夜的军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头上戴着帽子，因为人们曾在户外运送过这个伤员，到某一时刻，一切都完了：”我当时想：必须回去准备东西来擦武器；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当大夫松开病人的脉时，站在床前的B和我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脱下我们的军帽，那时烈日当空，也许是我们热了。”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两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脱下帽子，并不是因为炎热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严面前感到激动，可他们从未说过温柔或悲伤这样的词。
象圣卢那样的同性*恋者的陽刚理想并不相同，但却同样是约定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虚假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愿了解肉体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础，他们认为感情起源于别的东西。过去，德·夏吕斯先生厌恶女子的－阴－柔。现在，圣卢欣赏小伙子的勇敢，骑兵部队冲锋时的陶醉，男人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爆发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这就使同性*恋者感到绝望，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使同性*恋者经历充满激*情的奇遇，只要他们生性*聪明，善于异想天开，而不是把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们的根源，并对自己作出评价。因此，当某些青年只是本着在体育运动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来玩”扯铃”那样，在圣卢看来，战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体得多，但夹杂着意识形态，这种理想是和他喜欢的人们一起提出来的，是在一种纯男性*的骑士会中，在远离妇女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唤起士兵们狂热的爱。这样，在他的勇敢中虽说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贵族这一事实却在其中显现出来，同时又以一种难以辨认、理想化的形式显示出德·夏吕斯先生的想法，即一个男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阴－柔的女子气。此外，就象在哲学上或艺术上那样，两种类似的想法只会因其阐述的方式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并会因它们由色*诺芬①或柏拉图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我虽然知道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在做这件事时十分相似，但我极为欣赏的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圣卢，而不是不愿戴浅色*领带的德·夏吕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