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②红色*无沿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分子的服饰。</em>
我一面这样回忆圣卢的来访，一面走着，绕了个过于长的弯路，几乎走到残老军人院桥边。灯光（因哥达式轰炸机）相当稀少，点亮的时间也有点过早，因为” 时间的改变”进行得有点过早，而当时天还黑得相当快，这种改变在整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都保持不变（犹如暖气设备从某个日期起开启和关闭一样）；在夜晚灯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这个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时间和冬令时间的区别，也不愿知道八点半已经变成九点半，在这近于蓝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还仍然有点亮光。在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俯视的那部分城区中，天空都呈现为青绿色*的辽阔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经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条淡淡的线条，也许只是渔夫撒下的张张渔网，排列成一条直线，实际上这些是小片云彩。此刻是青绿色*的云海，在不知不觉中席卷了参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们，人们在地上相当疯狂，继续进行着他们那些革命和他们那些徒劳无益的战争，就象目前这场使法国流血的战争。此外，天空觉得不值得改变自己的时间差，就在灯火点点的城市上空，以这些近于蓝色*的色*调，无精打采地延长着迟迟不走的白昼；不断望着死气沉沉和过于美的天空，就感到头晕目眩：这不再是广阔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颜色*由浓变淡的冰川。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看起来同青绿色*的台阶如此接近，实际上却极为遥远，犹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两座塔楼，人们以为是在远处，实际上就在山顶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刚离开残老军人院桥，天上就不再发亮，城里也几乎没有灯光，我的脚到处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条小路错当成另一条小路，我机械地在－阴－暗的街通构成的迷宫里行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环城路。在那儿，我刚才产生的东方的感觉又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在回忆了督zheng府时期的巴黎之后，又回忆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样，协约国部队的军装以极不协调的色*彩鱼贯而行，其中有穿着红色*短裙裤的非洲人，有头裹白缠巾的印度人，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当作一个想象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不但服饰和脸色*同东方一模一样，而且连周围的环境也同随意想象出来的相仿，犹如卡帕契奥①把自己生活的城市变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这群人穿着奇妙的玉颜六色*的衣服，但颜色*并不比现在这群人更为鲜艳。我走在两个朱阿夫兵②的后面，看到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两个兵好象并没有注意这个男人，只见他头戴软毡帽，身穿宽袖长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脸，我感到犹豫，不知是否应该给他加上一个演员或一个画家的名字，这个演员或画家都因无数次鸡|奸的丑闻而出名。不管怎样，我确信自己不认识这个散步者。因此，当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脚步，朝我走来，犹如一个男人想要表明，你决不会发现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声张的事情。瞬间我心里在想，是谁在向我问好：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他疾病的发展或他恶习的剧变处于极端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个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质，完全被随之而来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盖。德·夏吕斯先生来源于自我中尽可能远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说，他本人已被他目前变成的这种形象完全掩盖起来，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一个人，而属于其他许多性*欲倒错者，因此，当他在环城路上行走，走在这些朱阿夫兵的后面时，我一开始把他当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员，当作另一个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吕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贵族，不是看作一个想象力丰富、风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处，只有这种众人共有的神态，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神态掩盖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贯注地对他进行观察之前是如此。
<em>①卡帕契奥（约1460-1525F1526），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派最伟大的叙事体画家。</em>
<em>②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em>
这样，我本想去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却遇上了德·夏吕斯先生。当然，我并非象过去那样在她家里遇到他；他们的不和越发加深，维尔迪兰夫人甚至利用目前发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扫地。她早就说过，她觉得他已经衰退、完蛋，认为他那些所谓的勇敢，比最为因袭守旧的作家还要陈腐，她现在对这种抨击进行概括，并厌恶他的一切想象，说他是”战前的”货色*。在她的小圈子看来，战争用一条鸿沟把他和现在分割开来，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过去之中。此外–这主要是对消息不太灵通的政界说的，她把他描述成”不伦不类”、”旁门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 她对邦当先生说，并轻而易举地使邦当先生相信她的话。不过，在这些话中也有真实的成分。德·夏吕斯先生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他对社交界的关心越来越少，又因性*格桀驁不驯，同作为社会精华的大部分人闹翻，并因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愿同这些人重归于好，因此，他过着相当孤独的生活，这种孤独并不是因为贵族阶级的排斥，就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去世时的孤独，但在公众的眼中却显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两个。德·夏吕斯先生的坏名声现已众所周知，这就使那些不明情况的人认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经常来往的，他也就自动拒绝和大家来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产生的印象，是他对人们发怒而蔑视他们。另外，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吕斯先生却在家庭和他之间增添了许多不和。再说，家庭好象并未使他感到兴趣，特别是在老区那边，即古弗瓦西埃那边。他与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对艺术作过十分大胆的嘲讽，但他没有觉察，一位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是他同所有这个老区的亲戚关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从骑子街到波旁宫广场和茜草田街所过的几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维尔迪兰夫人持有一种并非居高临下，即更讲求实际的观点，她假装认为他不是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国籍，他是不是奥地利人？”维尔迪兰夫人并无恶意地问道。–“不，完全不是，”莫莱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应服从于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鲁士人，”女主人说。
“不过我只是对您说说，我知道这事，他对我们说过好几次，他曾是普鲁士上议院的世袭议员，被称为Durchlaucht①。”–“然而，那不勒斯王后曾对我说……”–“您知道，她是个可怕的女间谍，”维尔迪兰夫人大声说道，她没有忘记这位退位的王后一天晚上在她家里所持的态度。”我知道这事，而且十分确切，她就是靠这个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zheng府，这些家伙都应该关到一个集中营去。就得这样！不管怎样，您最好还是别去接待这群漂亮的人，因为我知道内政部长在监视他们，您的公馆会受到监视。任何事都不会使我消除这种想法，即夏吕斯在两年之中不断在我家进行间谍活动。”维尔迪兰夫人也许在想，人们可能会产生怀疑，极为详细地报告这个小圈子的组织，是否会引起德国zheng府的兴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门，她说话的价值只会显得更高，所以她带着温柔而敏锐的神色*说：”我从第一天起就会对您说，我和丈夫说过：这个人被带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满意。这有点鬼鬼崇崇。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里面，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曾拥有一座花园住宅。德国人一定使那个地方变了样，在那里建造一个潜艇基地。有些事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惊讶，可现在我都明白了。开始时，他不愿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车来。我很客气地请他住在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可他不要，情愿住在东锡埃尔，那里有许多部队。所有这些都使人清楚地闻到间谍活动的味道。”
<em>①德语，意思是”殿下”。</em>
对于针对夏吕斯男爵的第一个指责，即指责他已经过时，社交界人士会轻而易举地认为维尔迪兰夫人说得对。其实，这些人是忘恩负义之徒，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说是他们的诗人，曾从周围的社交活动中提取一种诗意，其中有历史、美、秀丽、诙谐和浅薄的优雅。但是，社交界人士无法理解这种诗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诗意，就在别处寻找，并把那些比德·夏吕斯先生差无数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视万物，却鼓吹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德·夏吕斯先生十分乐意讲述一些在无意中变成典型的词语，并描写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优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饰，把她看成美妙的妇女，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妇女把他当作傻瓜，因为这些女人认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个无人注意的蠢女人，认为那些裙子做出来可以穿，但别人一点不会显出注意它们的样子，她们认为自己更加聪明，会跑到巴黎大学去听课，或是到众议院去听德沙涅尔①演讲。
<em>①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治家，曾两次出任众议院议长（1898-1902，1912-1920），1920年当选共和国总统。</em>
总之，社交界的人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感到厌烦，并非因为对他罕见的智力才能了解过深，而是因为从未对此进行了解。人们认为他是”战前的”货色*，是过时货，因为这些最不善于评论长处的人，正是在给长处进行分类时最会采取时兴的等级的那些人；他们未曾骚扰，甚至没有触动过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们，现在却要抨击所有这些人，因为这是新一代的标记，人们不会对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于第二个指责，即指责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会使他们拒绝这种指责，但这种指责找到了莫雷尔这位坚持不懈并特别残酷的代言人，莫雷尔善于在报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却是德·夏吕斯先生两次费了同样大的力气才使他得到的，后来也没有使他失去这种地位，但莫雷尔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过何种关系，由于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却又向许多人加以隐瞒，他的憎恨就更应受到遣责。德·夏吕斯先生对小提琴师非常慷慨，十分体贴，对他显示出从不食言的认真态度，所以夏尔莉同他分手时对他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有恶习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恶习看作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个极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种圣人的风度。莫雷尔对此很少否认，即使在同他闹翻之后，还由衷地对亲戚说：”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他只会对你们的儿子产生最好的影响。”因此，当他竭力用文章来折磨男爵时，他在思想上对男爵嘲讽的对象并不是恶习，而是美德。战前不久，报上的专栏短文对熟悉内情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短文开始对德·夏吕斯先生进行最严厉的中伤。有篇短文的标题为：《名字以us结尾、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过去的时日》，维尔迪兰夫人买了五十份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把文章借给熟悉的人们看，而维尔迪兰先生则表示，连伏尔泰也没有写得这样好，并大声朗读这篇文章。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调子发生了变化。抨击的并非只是男爵的性*欲倒错，而且还有他所谓的德国国籍：”FrauBosch”，”FrauvondenBosch”①是德·夏吕斯先生通常的绰号。一篇具有诗意的文章从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这个标题：《一个德国女人》。最后是两条消息：《美洲叔叔和法兰克福姑妈》和《后方男子汉》，其校样在小圈子内阅读时曾使布里肖本人感到高兴，他大声说道：”但愿十分高超、权势很大的阿纳斯达齐女士别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删节②！”
<em>①德语，意思是：”德国佬太太”，”冯·德国佬太太”。</em>
<em>②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题目更加微妙。它们的风格来自贝戈特但是以一种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感觉到的方式来写的，原因如下。贝戈特的作品根本没有对莫雷尔产生过影响。多产现象是以一种十分特殊而又罕见的方式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提及此事。我曾在恰当的时候提出，贝戈特说话时选择和说出词语的方式十分特别。莫雷尔曾长期在圣卢家里遇到他，对他进行了”模仿”，莫雷尔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使用他也会使用的词语。然而现在，莫雷尔为了写作，把贝戈特式的谈话记录下来，但并未对谈话进行修改，就象贝戈特会做的那样。同贝戈特谈过话的人不多，所以人们无法辨认谈话的调子，这种调子与风格不同。这种口头多产的现象十分罕见，所以我想在此指出这点。这种现象只会产生不结果实的花朵。–作者注。</em>
莫雷尔的法国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犹如贡布雷的葡萄汁发酵起泡一样，他身在报社的办公室，却认为战争时期呆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息，所以最终投笔从戎，虽然维尔迪兰夫人竭尽全力说服他留在巴黎。当然，她感到气愤的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在他这样年纪仍留在参谋部里，她在谈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时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想出办法躲起来的？”要是有人断言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线，她会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撒谎，或者也许是她没有弄错的习惯：”完全不是，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几乎和陪一位部长散步一样危险，这话是我对您说的，我对您打包票，我是通过一个看到他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对待那些常客却并非如此，她不愿让他们上前线，认为战争非常”使人烦恼”，会使他们疏远。因此，她进行一切活动使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样她将会得到双重的乐趣，一是同他们共进晚餐，二是当他们尚未到达或已经出发之时，使他们对无所事事感到沮丧。不过必须使她的常客同意这种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尔硬要这样做感到遗憾，同他谈了很久，但白费力气：”不，您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线用处更大。需要的是有用处，真正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并参加进去。有些人参加了进去，另一些人则是远离火线工作的军人。而您呢，您参加了进去，请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谴责您。”她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不过男人并非如此罕见，她也不必象现在那样以女客为主，如果有一个男人失去了母亲，她就会毫不犹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继续出席她的招待会而不会有任何不便。”悲伤要放在心里。您如果想去参加舞会（她是不举办舞会的），我会第一个劝您不要去，但在这里，在我星期三的小聚会中或者在一个楼下包厢里，无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人们十分清楚，您感到悲伤……”现在，男人更加罕见，丧事更加频繁，甚至无须阻止他们出入社交界，战争就足以说明问题。维尔迪兰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留在巴黎对法国更有用处，就象过去她会对他们肯定地说，死者要是看到他们在娱乐会感到更加高兴。不管怎样，她的男客很少；也许她有时后悔自己同德·夏吕斯先生关系破裂，而且已无法重归于好。大卫·科波菲尔
但是，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人不再进行互访，维尔迪兰夫人却继续接待客人，而德·夏吕斯先生则继续寻欢作乐，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区别。例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戈达尔现在参加招待会时身穿《梦幻岛》中的上校军装，相当象一位海地海军上将的军装，呢料上有一条天蓝色*的宽绶带，使人想起”玛利亚的子女们”的绶带；德·夏吕斯先生过去喜爱成年男子，由于他现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销声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国人一样，那些人喜欢在法国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养成了玩男孩的习惯，后来开始喜欢男孩。
不过，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相当迅速地消失了，因为据报上说，戈达尔不久便”面对敌人”而死，虽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实际上是因年老过于劳累，不久以后维尔迪兰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个人感到悲伤，据说此人就是埃尔斯蒂尔。我曾以一种可以说完美无缺的观点研究过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经为他提供模特儿的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印象的炼金术，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艺术作品，为他提供了公众和观众。他越来越象唯物主义者那样相信，美的显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尔斯蒂尔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过、喜欢过的有点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会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为该背景组成部分的时装式样的过时一样迅速–的最后一批残余中的一种随之消失，这种残余可以扶植一种艺术，证明其可靠性*，犹如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十八世纪的优雅时，可以使一位游乐图的画家感到难过，或是蒙玛特尔高地和烘饼磨坊的消失，会使雷诺阿感到伤心；但是，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双眼睛和一个头脑的消失，它们曾对他的绘画作过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以令人喜欢的回忆这种状态存在于它们之中。也许已经出现一些同样喜爱绘画的年轻人，但他们喜爱的是另一种绘画，他们不象斯万那样，不象维尔迪兰先生那样，得到过惠斯勒有关情趣的忠告，得到过莫奈有关真实的建议，这些忠告和建议能使他们正确评价埃尔斯蒂尔。因此，听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噩耗，埃尔斯蒂尔感到更加孤独，虽说多年来他和维尔迪兰先生并不和睦，对他来说，这犹如他作品中的一点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点对这种美的意识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在寻欢作乐方面的变化，则仍然是断断续续的：他同”前线”保持着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当成熟的休假军人。
我过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当听到德国、保加利亚和希腊依次声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时，我真想相信这些话。但是，自从同阿尔贝蒂娜和弗朗索瓦丝一起生活以来，我已习惯于猜测她们没有明言的想法和计划，所以我不让威廉二世、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和希腊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们中任何一个策划的－阴－谋。我同弗朗索瓦丝和阿尔贝蒂娜的争吵，当然只是私人间的争吵，只会涉及一个人这样的小小精神细胞的生活。但是，存在着动物的躯体和人类的躯体，即细胞的组合，每个组合对于一个细胞来说犹如勃朗峰那样高大；同样，也存在着个人的有组织的巨大集合体，称之为民族；集合体的生活只是在扩大作为组合成分的细胞的同时重复细胞的生活；谁不能理解细胞生活的秘密、反应和规律，谁在谈论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就只能空话连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这些个人的心理状态，那末，这些由个人聚集起来的巨大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就会在他的眼里呈现出一种美，这种美要比只是由两个性*格刚强的人进行冲突而产生的斗争更为强烈；他将以这样的比例看到它们，如同一群纤毛虫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躯干，而装满一个放在旁边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纤毛虫多达一万多条。这就是近来法国的伟大形象和德国的形象，法国的形象连四周都充满几百万个各式各样的小多边形，德国的形象则充满更多的多边形，这两个形象之间具有这些争吵中的两种。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的躯干和法国的躯干、协约国的躯干和敌人的躯干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个人一般。但是，它们相互进行的打击，是受一种不可胜数的拳击的支配，圣卢曾对我阐述这种拳击的原则；因为即使把它们看作人，它们仍然是个人的巨大集合体，所以争吵就具有广泛而壮丽的形式，犹如波涛万千的海洋在翻腾，试图冲垮一排百年的悬崖峭壁，犹如巨大的冰川，企图以毁灭性*的缓慢移动，摧毁与它们邻接的山坡。尽管如此，对于在这个故事中出现过的许多人来说，生活仍以几乎相同的面貌继续，对于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妇来说尤其如此，仿佛德国人并没有离他们这样近，正如一直威胁着的危险，虽说现在未被消除，但我们如果不去想它，就会完全对此无动于衷。通常，人们去寻欢作乐时决不会想到，如果使其孱弱、减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纤毛虫的繁殖就会达到顶点，即在几天之内激增到几百万，从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个比太陽大一百万倍的体积，同时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氧气和物质，这样就不再有人类，不再有动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没有想到，一种无法弥补、十分可能发生的灾难，在太空中将由不断进行的激烈活动来决定，这种活动被太陽表面的不变性*所掩盖：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考虑这两种世界，一种世界太小，另一种世界又太大，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因他们而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宇宙危险。
就这样，维尔迪兰夫妇举办晚宴（不久之后由维尔迪兰夫人一人举办，因为维尔迪兰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吕斯先生则寻欢作乐，并没有想到德国人– 德国人确实因一道不断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离巴黎只有一小时汽车的路程。然而，后来有人说，维尔迪兰夫妇想到了这点，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沙龙，每天晚上在沙龙讨论形势，不仅讨论陆军的形势，而且讨论海军的形势。他们确实想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被歼、旅客随之遭殃的大屠杀；但是，一个相反的运算大量增加与我们福利有关的事物，又用一个极大的数字来除以与我们福利无关的事物，以致几百万无名氏的死亡几乎没有使我们受到触动，即使有所触动，也不象穿堂风那样令人不快。维尔迪兰夫人患偏头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难受，她终于让戈达尔开了处方，使她能在我们曾谈到过的某家饭店里买到羊角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①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em>①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em>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又属于德国躯干。如果我缺乏爱国主义，不感到自己是法国躯干的一个细胞，我评价争端的方式看来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要是在当时听到德国zheng府表明自己的诚意，一定会不加怀疑；但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和我们所说的话一致；有一天，我在楼梯的窗口里发现夏吕斯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正义事业的法国傻瓜们却使他生气。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务于凛然大义，对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也决非无可辩驳。德·夏吕斯先生灵敏地指出爱国者们每一个错误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对成功确信无疑，使一个傻瓜感到满意，却会使你特别恼火。德·夏吕斯先生恼火是因为人们对胜利抱乐观主义，这些人不象他那样了解德国及其力量，每个月都认为德国会在下个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们仍然相信新的预测，仿佛他们未曾以同样的自信作出同样错误的预测，不过他们已经忘掉那些预测，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起此事，他们就说情况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吕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战败者就感到难受，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不看报上的司法专栏，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无法杀死法官、刽子手以及高兴地看到”正义已经伸张”的人群而感到难受。不管怎样，他确信法国不可能再被打败，然而，他也知道德国人正受饥荒之苦，总有一天会被迫俯首投降。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难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国。他对德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已经遥远，而那些以一种使他感到不快的高兴谈论德国被打垮的法国人，是一些缺点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厌的人们。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同情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们，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们，而不是在我们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们，除非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连；爱国主义创造了这一奇迹，人们拥护自己的国家，犹如人们在爱情纠葛中拥护自己一样。因此，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战争是一种特别能产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产生，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出各种粗暴的事情。他在读报时看到了专栏作者的胜利神色*，他们每天报道德国已被打败，是”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野兽，”，而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这种愉快而又残酷的胡说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当时，报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写的，他们在报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种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诺布瓦这样的人，还有莫雷尔和勒格朗丹。德·夏吕斯先生渴望见到这些人，并对他们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对性*方面的恶习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这种恶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这种恶习不为人知，就热衷于揭露”肉食帝国”的君主们和瓦格纳等人有这种恶习。他渴望当面见到他们，当众揭出他们的丑事，让那些侮辱一个战败者的人名声扫地、气急败坏。
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双城记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②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国色*彩的印记又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众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中德·夏吕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细节，这种印象还会深刻得多），因为生活使我们非常失望，使我们最终认为，文学同生活毫无关系，并使我们极其惊讶地看到，书藉向我们指出的那些珍贵思想，无偿而又自然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损坏的危险，例如一顿夜宵、一次谋杀这类俄国事件，有着某种俄国的东西。
<em>①菲迪阿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象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的创始人。</em>
<em>②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闻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苏波夫亲王家吃子夜茶时被毒死。</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