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我低下头想了想，“没别的？”
“没别的。”
“嗯。”
“你们到底咋了？这事跟他爸有啥关系？”
我坐在那里沉默不语。
那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无论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刘菁的影子——开心的、欢畅的、调皮的、温柔的、娇媚的、赌气的、忧伤的……我感到浑身无力，奄奄一息。风在外面摩挲着香樟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刘菁躺在我的身边在翻看一本时尚杂志。风吹过屋檐，发出低沉的呜咽，像刘菁在我这里受到委屈后静默地抽泣。
此时此刻，刘菁，我想你。我多想在这个风轻月明的夜晚，悄悄地拥你入怀，亲吻你的耳垂，摩挲你的发丝，或者长久地与你对视，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告诉你：我爱你。
可是，刘菁，此时此刻你在遥远的国外，而我却在偏僻的湘西某个旮旯里，一幢简陋的兵楼里。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凌晨两点，龅牙干脆起床，把我叫到阳台上，给我发来一根烟。
“班长，我不会。”我诚惶诚恐，心想吵醒他了，他会不会K我一顿？
“没事，试着抽一根，解解烦。”
我学着他的样子把烟叼在嘴里，他把打火机伸过来，“啪”地一下，点着了。
漆黑得如同一团墨汁的夜里，两点火光在早春三月的寒风中忽明忽暗，像两只诡谲的眼睛。
“想对象了？”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如何回答。
“老实说，我也挺想的。”
“让她过来看你啊！”
“没时间，她要上课呢。”
“哦，那得等她放假。”
“那得等十一了。”
“是啊！可是十一人太多了，交通也不安全。我希望她过来，却又不想她那么累。”
黑暗中，我听见龅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班长，你真是个好人。”我顿了顿，真情实意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嫂子也是个好人。”
“呵呵，傻小子。”黑暗中，一只胳膊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睡觉去了，你要想就想一会儿吧，别耽误早上出操就行了。”
“嗯。”
“想开点。”黑暗中，一点火光忽明忽暗地离我远去，轻轻地朝着宿舍的方向，忽地一下不见了。
人是会变的吗？装束、打扮甚至身形都可以变，要不然如今的大街小巷也不会多出那么多擅长拉皮、割眼、往女人胸口塞硅胶的“韩国专家”。问题是：人的本性是能改变的吗？古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话一定有它的道理，比如安哥的刚正不阿，比如刘菁的单纯善良，比如欧阳俊的放荡不羁……这些或许是由DNA决定的到老都不会改变的人的特质，我对此深信不疑。
可是龅牙班长颠覆了我的看法。我下连之后，龅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苛严刻薄，不再吆五喝六。他像个绅士一般地处理人际关系，像一个和蔼的酋长一般依靠威信和气度管理着三排六班，除了必须遵守的条令条例及相关规章之外，他再也没怎么找过我们的碴儿。连新兵连时在他手下吃尽苦头的贾东风都禁不住感慨：“除了那两颗表明身份的门牙跟新兵连的一样之外，龅牙绝对、肯定、百分之百不再是新兵连的那个龅牙。”
当然，作为一名新兵蛋子，一名肩上只有可怜巴巴“一道拐”的菜鸟，如果你认为从此以后便可以高枕无忧那就真的是“很傻很天真”了。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接替龅牙****“菜鸟”的是伍班副。此人方枘圆凿，让我们深刻体会了什么叫“铁面无私”，猪头的体能，我的内务，以及贾东风的作风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朱聪，你散步呢还是跑步？给我快点！”
“夏拙，你这被子，应该找炊事班的过来参观一下，他们要能把馒头蒸成这样就好了！”
“贾东风，收起你那公子哥儿的做派，别给我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
每天总有无数这样的声音在我们三个新兵的耳边炸响，炸得我们晕头转向六神无主。我们三个难兄难弟一凑到一起，便开始激昂愤慨却小心谨慎地痛斥伍班副的“罪恶行径”。我们是如此同仇敌忾，却是如此无计可施。部队的等级制度如同印度的种姓制度，新兵就像最底层的首陀罗，而老兵就如同第三等级的吠舍，尽管他们面对第二等级的刹帝利——也就是营连干部时是如此的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是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我们三个每天要提前二十分钟起床，整理好自己的内务之后迅速打扫完室内外卫生。根据伍班副要求，在出操之前我们要为两位“班首长”打好洗脸水和漱口水，挤好牙膏，把毛巾叠好放在洗脸盆的右沿，等“班首长”跑完操回来洗漱的空当我们要抓紧时间给他们叠好被子（这个一般我不参与，因为我叠过的他们还得再叠一遍）。尽管后来在龅牙班长的明令禁止下我们停止了这种服务，但和我们处于同一“种姓”的别班新兵却从来没有终止过。我的新兵连的战友——曾因我给他多一个打电话机会而对我感激涕零的小白，作为班里的唯一新兵，每天要提前二十五分钟起床，服务班上除两个上等兵之外的所有老兵——不但早上要打洗脸水挤牙膏晚上打洗脚水拿拖鞋，还要负责“班首长”的大到军装外套小到裤头袜子的浣洗工作。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一直干到2009年3月，也就是新的一批新兵下连、他当了上等兵才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