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宇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军训记》的最后一个宇结束，竞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一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新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作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怿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杌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象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搂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育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采；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象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索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畚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來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牟等同志—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髙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我于―九四二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它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夭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吗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昧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來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