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这家人一块流着泪，操着心，度过了那最难熬的几天。全家都相当满意她的表现，甚至都想说一声谢谢她。现在，于菱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他俩告一段落也是理所应当的，让她在这月台尽头作最后的告别吧！谁也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做到了她应该做的，还有什么可以责难这个舞蹈演员的呢？
“那我们走啦！娟娟……”
“你们走吧！阿姨！”
现在，偌大的空旷站台上，只有这个似乎弱不禁风的纤细姑娘。夜风飘动着她那蓬乱的头发；她还在看着，想努力穿透那层薄雾，看到那颗离她愈来愈远的心。她对自己说：无论走多远，哪怕到天边，那颗心也是属于她柳娟的。
倘若不是她的父亲，那位中学校长的不幸惨死，也许柳娟早和高歌结婚了。在宣传队里，要论艺术才能，五分钟热度的于菱，远不是那个歌手的劲敌，弹过几天夏威夷吉他，“我的月亮”、“我的太阳”也吼过一阵，但于菱很快兴趣就转移到别的上面去了。至于向女孩子献殷勤方面，于菱也算得是条笨虫，但他的优越之处，就是他有一个比较显赫的老子，和一颗忠诚的心。所以那几年，舞蹈演员像跳“波尔卡”一样，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如同一枚不稳定的指针，在高歌和于菱之间摇摆。
几乎和于菱一家被“礼请”出老房子，开始倒霉的同时，柳娟一家也同样是厄运临门了。她父亲被关在学校地下室里，那些突然间要主大地沉浮的年轻学生，轮番折磨着这个吞了一辈子粉笔灰的老校长，他惟一的罪过就是把知识传授给这些孩子，教他们做人，而不是去做畜生。然而现在，他们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而悔恨，老校长就仿佛成了鼓励他们吸食鸦片的毒犯，于是最后，他就被这些他亲自教过的“暴徒”，用最原始的刑法，活活拷打死了。那种无限延长的死，奄奄一息地拖了好几个日日夜夜，才最后咽下了一口气，告别了他的学生。这也许是他循循善诱的一种报应，谁叫他那样精心培植这一棵棵小树呢？现在，每一棵树都变成了棍子，那么，亲爱的老师，就只有伸出脊梁挨揍了。
死去几天以后，柳娟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谁去交涉？谁去料理？谁去收尸？谁去送火葬场？在没有一个人敢伸头的情况下，寡妻弱女不知该向谁求援？
在柳娟最艰难的时刻，于菱不像那个势利眼的高歌。柳娟找到了他，他便默默地跟她去了，而敲开了高歌家的门，只见这个胳臂上缠着尺来宽红箍的歌手，慌不迭地躲开了这一对划入黑类的子女，生怕沾惹上什么是非借故走了。
柳娟直以为于菱也会因此走开，拉住他。
于菱挣脱开她的手：“我是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同你一样，也无所谓害怕再失去什么了！”于是默默地承揽下柳娟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当然，自己家庭被抄被轰，父亲被抓被关，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母女俩的遭遇。帮她们料理完了丧事，柳娟还没来得及从悲痛的深渊里，向他表示感谢，他，那个有着一颗赤诚的心的于菱，就参军走了。
于菱在部队三年服役期间，那个高歌一天红似一天，官职、权势、威风、待遇，无不称心如意。只是命运总不使他感到十全十美，尽管有的是巴结他的女性，但谁也比不上柳娟。于是他拼命纠缠着这个舞蹈演员。但她想到她妈妈说过的：“他是什么人？娟娟，你可要看清，他是和整死你爸爸的人一伙。”就竭力躲着他，避开他。人的性格有时是这样：愈得不到愈追求。但是高歌很像人们常讲的：赌场上得意的人，情场上却是个失意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确实赌赢了，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差点当上中央委员，可是，真遗憾，却赢不了一个女孩子的心。
复员兵一回来，那时还作兴半夜三更倾城出动，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广播电台一个劲地提醒听众有重要新闻，但又故意捱到很晚很晚才发表，于是大家都有组织地跑上街去。于菱想不到会在灯火通明的马路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发现了那个婀娜多姿的舞蹈演员。他只叫了一声，但在喧嚣的人流里，相隔得那么远，她居然听到了。脸上登时笑开了花，叫着菱菱，离开自己的队伍跑过来，在明亮的莲花灯柱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年轻人也够有意思的了，于菱在部队生活三年，整整给柳娟写了三年的信，平均一个月一封，都是交给他爸爸妈妈的战友，肖奎阿姨给发的。一直到复员时，肖奎把一沓子三十多封信，原封不动地给他拿出来。
于菱眼睛都直了：“啊？阿姨，你一封也没有给我发？”
肖奎说：“如果那个女孩子心里有你，她肯定会等你，信，发不发都一样；如果人家并不爱你，发多少信都是白搭。”
——肖奎啊肖奎，你可真能给孩子们开玩笑啊！
那还是柳娟头一回来到部大院，谢若萍看到被高歌苦苦追求着的女孩子，坦然地同自己儿子亲亲密密地来往，脸都吓白了，那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她的胃炎一下子就犯了，成天胸口捂着热水袋。
于菱把那三十多封信，一古脑地塞给了她，大约也在同时，塞给了她那颗忠诚的心。
“呶！——”而那个漂亮得出奇的演员，爱情更加焕发了她的风采，从手提包里，捧出了三大本日记：“给你，菱菱，整整你走后的三年，一天不落！”
爱情，像大海的潮汐一样，涌上来的时候，那是不可阻拦的。
但是，古往今来，凡是真挚的爱情，无不遭受着磨难和挫折。于菱被那列客车拖到沉沉的黑夜里去了，她在那站台上站着，几乎站了一夜，看来，她的菱菱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条件是严酷的，那就是要在边远的省份，在沙漠那边，遥遥无期地待下去，永远不许回来，连偶尔有特殊情况回来看一眼也不行，这样的活着，对这个家庭来讲，和死去又相差几许呢！
但是柳娟从来也没有失望过，因为那画家的一句话，着实叫她增强了信心：至少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长久，谁也不能违背宇宙生死的法则，他们总是要死在我们前头。等着吧，菱菱，上帝会收拾他们的。所以，甚至到了几乎绝望的情况下，柳娟，这个娉娉婷婷的舞蹈演员，仍旧坚持每个礼拜来三趟，帮着收拾料理一些家务。她干起活来，洒脱勤快，扎上个白围裙，简直像跳《天鹅湖》似的那样轻盈。无论这家人怎样劝导她，晓谕她，给她把话说得既坦率，又真诚，认为她完全没有必要，更无什么义务非要等待于菱，那是和无期徒刑毫无差别的呀！但她，却置若罔闻地笑笑，每星期二四六一下班，准时来到，把于菱的房间收拾得跟他在家时一模一样。然后，坐在那里，放那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录音带，深沉的富有情感和色彩的女中音，在整个屋宇里回荡着：“……忘了吧！忘了吧！把我忘却，记住那春雨中的一朵白花……”
原先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轻浮儇薄的女孩子，没想到竟是如此忠贞和痴情的姑娘，连于而龙自己都怀疑了，到底是谁的眼光正确，他儿子，还是他自己？
起初，全家人还以为她可能做做样子，来个光荣的撤退，坚持不了多久的。演员嘛，逢场作戏，感情浮飘得很，尤其搞舞蹈的，跳跳蹦蹦，肯定是早早晚晚就会拉倒的。何况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尤其高歌至今也并未死心，仍旧属意于她。当然，那位明星未必非要娶她，仅是目前几位非正式的女伴争风吃醋，特别是那匹卷毛青鬃马像狗皮膏药缠着，就使他穷于应付。王纬宇曾经以过来人的资格给他敲过警钟：“小高，不要被女人搞昏了头！”但是，那种曾被屈辱的男性自尊心，总使他对柳娟耿耿于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除非事先来电话告诉有演出，电报大楼的钟响六点以后，准听到她的敲门声。
“死心塌地要做那朵雨中的白花了！”画家不是生气，也不是羡慕，而是有点嫉妒地说。
谢若萍隔三天就得在医院里值个晚班，常常是过了零点才往回走。凑巧，有一天夜里她下了班，刚走出医院门口，一辆大客车载着一群有唱有闹的散戏演员驶过去，没开过去多远，车停住跳下一个人继续驶去了。在漆黑的夜幕里，路灯朦胧，她并未注意到是谁在那等着，走到眼前，只听轻柔地唤了她一声“阿姨”，她才惊奇地发现：“啊！娟娟！”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柳娟诧异地问。
刚卸完妆的柳娟，脸上的油彩还没擦拭干净，深深的眼圈，越发显得楚楚动人。谢若萍想象得出，她在那一车欢乐的，无忧无虑的男女青年中间，该是个什么滋味？她想到自己也和柳娟一般大的时候，正是游击队的卫生员，也是过早地尝到了战争的艰辛，记不得有那么多青春的欢乐。现在战争倒是远了，不必担忧鬼子的扫荡，不必提防国民党部队的反扑，不必害怕饥饿的袭击，不必畏怯疲于奔命的转移行军。可是有的人，正如于而龙爱说的那样，总要找个石臼给自己戴起来。像柳娟，于菱走了就走了吧，不，偏要等，在绝望里还抱着一腔热血在等，人家多年结发夫妻还因为政治的挫折，派性的纠葛，劳燕分飞，各自东西呢！她，像现在走在漆黑的马路上一样，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路太黑了，阿姨，您经常有晚班吗？”
等谢若萍说出了口，自己也后悔了，不该告诉这孩子的。
“阿姨，以后下晚班，您等着我来接您。”
“别胡闹，你一个姑娘家。”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
谢若萍笑了：“孩子气，你别来接我，我不许。”
但那是推不掉的，不论天热天冷，不论刮风下雨，整整大半年，她几乎从未间断过；对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纤细荏弱的女孩子来讲，确实需要点毅力呢！
这样，到了去年七月底，强烈的地震余波，把部大院的楼房都晃动起来，于而龙家的电冰箱，竟自动开步走，向酒柜靠拢；走廊里那位面壁修养的老兵，也翻了个身；于莲披了条床单，打算开门下楼，才想起自己连乳罩都没戴，裸着身子，全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砰砰敲门。
于而龙开了门，正是气喘咻咻，面如土色的柳娟。
当时，谁也顾不得问她：“你有家里的钥匙，干吗还死命地擂门啊？”
但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也许马上都要入地狱的前夕，她同这家人生死与共，全家人才真正相信了她。第二天，雨下得多么大呀！谢若萍和柳娟顶着一把伞，在露天地里淋着。
“冷吧？娟娟！”
“不冷。”
“真的不冷？就一件衬衫，还撕破了。”
“阿姨，我一点都不冷，还热得直冒火呢！”
谢若萍把娇俏苗条的演员往身边揽得紧些，在沙沙的雨声里叹息：“娟娟，你干吗把你的命运，同我们正在衰败倒霉下去的家结合在一起呢？一条快沉的船，你不太傻了么？”
她不吭声。
“再说，菱菱根本没日子回来的呀！”
她继续不说话。
“娟娟，我从心里喜欢你，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才劝你，你年轻，漂亮，应该得到你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青春给耽误了。”
柳娟过了好久好久，才低声地说，在哗哗的暴雨里，多么像录音带上那个女中音的歌喉：“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他一辈子不回来，我等他一辈子——”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能讲她是在说空话呢？那确确实实是从她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真是有罪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从我心里，痛恨那个女人；而且我”当着母亲的面，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呢！“您也知道，我真的爱他。”
她不敢对谢若萍讲于菱留下的那本赫尔岑的书，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怎样冒着茫茫风雪，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和被沙皇充军发配的丈夫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如果于菱向她招手，她会毫不犹豫地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沙漠，到他身边去，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于莲都动摇了，妥协了，承认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而且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雨中的白花；破例地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一幅在万里长城上她翘首企望的小品，不知为什么，马上就使人想起一位古代的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妇女。
于菱到了边疆以后，只寄来过一张没有通讯处的明信片，谢若萍当时就哭了，她懂得处于那样状况下的人，这是惟一的通讯方式。但是，从此就音信杳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二月到三月，天天盼着来信，连那不满足的明信片也收不到一张。谢若萍慌神了，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偷着哭。难道于而龙能不想念远方的儿子么？终究是自己的骨肉啊！
每当邮递员来送信，老夫妻俩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去等待，然而总是失望。而每一次失望以后，就更增加一分对儿子的悬念，全家越发地紧张起来，直以为于菱又出了什么事？那些日子，屋子里又笼罩着不吉祥的气氛。
一直到四月初，才收到了于菱寄来的第二张明信片，全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只写了四个大字：“问大家好！”使他们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懂他写的这个“大家”究竟是谁？后来，终于豁然开朗了，这个“大家”正是广场上的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啊！
于而龙又想起了他儿子曾经噎过他的话：“中国人要全像你这样，早亡了！”于是他第一次挤在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是的，他早就想来的，而且也早就应该来的，但是，他身上终究有着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非始一天，女儿、柳娟绘声绘色向他讲述广场上逐日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让舞蹈演员架着，爬到高大的华灯上，摄取整个广场的全景，连夜冲洗出来给他看。他也不止一次萌出到广场上去的念头，但是，立刻，脑海里那位循规蹈矩的君子就站出来阻拦。于莲甚至都有些奇怪：“爸爸，难道你当初闹革命时，也这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声音表明了他心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爸爸，我记得你讲过，那个从苏区来的红军，甚至劝你和芦花妈妈去杀人，可你，连广场都不敢去！”
于菱的明信片把这位游击队长带到广场上来了。
如果说那天在王爷坟，在马棚工人住宅区婚礼宴席上，只是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局部，那么在这泪飞如雨的清明节广场上，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石湖，那人民反抗的波涛，已经是不可压抑，快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他想起那个酒喝多了的骑兵，充满醉意的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敢情还有一个叛逆者的灵魂。难道他说得不对吗？我们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这帮乌龟王八蛋爬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吗？
然而，那一个血风腥雨的夜晚终于来了，倘若不是那天早搏频繁，心律不齐，他也完全会裹在包围圈里，被棒子队殴打的。直到深夜，那两个女孩子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家，而且，也是她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肮脏的字眼，唾骂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大人物，几乎每一句话，都足够判处十五年徒刑的。
倘若于菱在的话，广场方砖上能不留下他的血迹么？那些天，这个不曾挨揍的游击队长，要比那些洒下热血的“阶级敌人”还难受，因为他终于像蜕壳似的，经历了一个苦痛的过程，决定把自己划归“阶级敌人”那个行列里去。因为一个城市中，竟会有百万“阶级敌人”，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究竟应该站在哪里；游击队长如果还懵懂的话，那他就算白活了。
谢若萍说：“亏得菱菱走了，要不——”
于而龙反驳说：“难道在广场上洒下鲜血的年轻人，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那天夜里，于而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位劝人去杀人的老红军赵亮，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穿好衣服，推门就要出去。谢若萍早被他的动静惊醒，赶紧披衣起来，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出去走走。”
“你疯了吗？半夜三更！”
“若萍，我的心快要憋死了……”
“你不能再去闯祸……”她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性格！一旦他认准了什么，那是用二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骑兵团长啊！她怎么也忍不住，哽咽了一声二龙，泪水便迸裂出来，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叫哭出声来。
于而龙将他老伴的手，抓得紧紧地握了会子，然后，一言不发地掉头走出屋去。
谢若萍知道不该拦他，而且也拦不住他，然而作为一个忠诚的伴侣，患难与共的妻子，那颗心又紧张地提溜起来。又像那十年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搬来个小马扎，坐在门背后，悬心吊胆地等待着老伴回来。
请不要笑话一个懂科学的医生也会迷信。在这以前，每当那些一朝得志的“革命家”，把于而龙架走去游街、批斗、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坐喷气式或者关押在黑牢、地下室不见日月星光的时候。做妻子的总是在门廊后的小马扎上忐忑不安地坐着，和那位理应挡住恶鬼进宅的，然而偏偏挡不住的门神爷在一起，等待着，等待着，老天保佑，好像每次都不曾扑空过，终于等回来了。尽管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终于是活着回来的。
她现在又坐在小马扎上了，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
于而龙走在雾蒙蒙的街道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那封闭了一阵，又恢复原状的广场走去。他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十一”，就是“五一”，他总有机会在观礼台上得到一个席位，和那些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同欢共乐。然而现在，马路上就他一个人踽踽行走，除了影子，在路灯下，时而前，时而后地陪着他，简直是少有的寂静。他也奇怪，当年那种主人公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好像走在别人的土地上似的，尽力避开那些拎着棒子的值勤人员。
他望着广场上的血——其实什么都没有，和血泊里隐隐约约的那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的入党介绍人似乎在询问他：“二龙，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这里呀！政委。”
“那广场上有你洒下的一滴血么？”他的脸色严峻起来，显然在等待着他的答复，要他指出在哪块方砖上，曾经沾有他于而龙的血迹。
然而他能说些什么呢？
赵亮奇怪地瞪着他：“那么，你那颗共产党员的心呢？”
“原谅我吧，老赵！”头渐渐地低垂了下来。
他又听到了那一口江西土话：“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们也没长着铁脖子，他们也没两条命，他们不饶你，你也不能饶了他们……”
于而龙在广场中央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脚前的那块方砖，也许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一种精神作用，他似乎触摸到那潮湿的，还有点温暖的血液。他恨不能跪下来，趴在地上，去亲一亲这沾满年轻人鲜血的广场。他在心里喊着，也许是在呼唤他那在远方下落不明的儿子吧？
“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