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累了一天。’白天把已经坚壁好的军火重新从埋藏的村子里起出来，准备集中朝滨海运去。蛖！荒谬的决定啊！我们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像发神经地一会儿这么变，一会儿又那么变，消耗时间，浪费精力。我们用了多大工夫才把那些军火分散坚壁起来的呀！老百姓都拿命替我们保管着的呀！
“芦花苦笑了一声，突然问我：‘他干吗那么坏？’
“‘谁？’
“‘小谢，说是医院里有一种什么光，能把人的心肝肺腑照个通明瓦亮，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能把心思都照出来，那敢情好了，人人都一眼看透了。’
“‘你指的是谁呀？’我再一次问——”
江海把正抿着的高脚玻璃杯放下来。
“芦花始终也没讲出是谁。
“‘将军’，我要讲几句离题的话，你别罚我酒。我看咱们过去，打仗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纯朴一些，真挚一些，也直率一些，所以大家也团结些，即使有些什么长长短短，彼此也能容让。为什么现在搞得那么紧张？人变得那样刻薄，那样歹毒，心肠是那样坏，手段是那样辣？难道他们是突然之间变成恶鬼的吗？”
江海笑了：“不，你说错了，医生同志，恶鬼原来也披着人皮站在我们队伍里，只不过有更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立着，同舟共济的心理，使得他们规矩些，老实些，收敛些罢了。”
周浩摆了摆手：“不完全是这样，同志们。若萍那时候和现在的莲莲一样，天真烂漫。说句不中听的话，还不太懂事。江海，你应该有所体会，尽管在那狂风恶浪，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同舟并不共济，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搞些手脚啊？照搞不误。只不过由于你忙着和敌人拼命，而顾不过来罢了！同志们，手脚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拿枪拿刀，有时候就是别的花头了！”说着，他把蛋糕推到席中，举起刀叉：“请吧，不必客气，领情就是，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奶油蛋糕这样甜蜜的。”他一刀从“生日快乐”四个字划过去。
劳辛倒了一盅酒端到他跟前：“请吧，‘将军’！”
“怎么回事？”
“你谈到了现实生活，该罚酒！”
“哈哈，让你钻了空子！”
路大姐笑着说：“怪不道莲丫头这些年来总挨罚，也许是总爱画现实生活的原故吧！——好啦好啦，若萍，你快讲下去吧，芦花该怎么办呢？”
谢若萍接着往下讲：“……正在为难的时候，一艘小篷船轻巧巧地来到我们驻地。我记不得那船家姓什么了，反正他顶着一个皇军情报员的身分，为我们往返联络，传递消息。我们以为他给搞来了粮食，因为那年旱得厉害，颗粒无收，游击队的肚子问题成了难关，所以老江的白薯干才身价百倍，要我们拿军火去换。谁知那船家笑嘻嘻地说：‘一个送上门的俘虏，我给你们运来了。’
“那时，老百姓的心向着我们，也指望着我们，而我们总跟人民群众心贴着心，所以关系融洽极了。
“他回头向舱里招呼：‘上岸吧，到地方啦！我也不知该称呼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从船舱里钻出来一位烫着头发，城里打扮的妇女，一见是荒乡僻野的孤村，便问：‘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啦？’
“‘我把你请到石湖支队做客来了。’
“那个妇女一听‘石湖支队’四个字，腿一软，赖在了舱板上。我们把她请上岸，她哭天抹泪地说她去石湖县城看表兄的，哀求我们放了她。
“‘哼，别充好人——’说着那个船家把几张‘储备票’掷还给她：‘还你的船钱，我是看着你从国民党的党部进去，又换了这身打扮出来的，好好地跟同志们讲讲清楚吧，我要图钱，还不揽你载呢！’说罢扬长而去，等芦花赶来，船已经划远了。
“芦花在湖东有许多基本群众，关系密切得犹如亲戚一样，就拿这位船家讲，就经常来看望芦花，有时还特地给她送点吃食东西来，亲切极了。大旱之年，细米白面可是珍贵之物，奇怪得我朝肖奎打听：‘这个人怕是指导员的娘家哥吧？’
“‘不是，根本不沾亲带故。’
“‘那么，怎么这样热呼呼的？’
“‘都这样的吗！’
“‘谁们？’
“‘老百姓哪！指导员不论到哪儿，就把心贴在他们身上。
哦，想起来了，好像听说过，有一回，指导员搭过他的船，救过他老婆的命——’
“‘哦！难怪呢！原来如此。’
“的确，那时我们全靠群众活着，所以心里也就比较地要有群众些，倘若失去群众支持，搞些不得人心的事，更甭说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了。敌人一围村子，把你裹在乡亲们中间，只消一个眼色，一点示意，你就完啦！”
于而龙被他老伴这种“初一过了初二，十五就是月半”的真知灼见逗笑了：“好啦好啦，今天不是做礼拜，你还是不用忏悔吧！”
“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说心里话，大姐，哪怕离开五米以外，我要开枪，决不会手软。’
“她讪笑我：‘你要是恨得牙痒的话，越靠近一刀扎下去才越解恨，你要碰上天大的仇人就在眼前，可你手是绑着的，那才不是滋味，我遇上这种事情可太多啦！’
“我问她：‘大姐，你有绝对把握吗？’
“芦花看看我，好半天不做声，又走了一程，她才说：‘我跟你讲实在的，小谢，没把握啊——’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半点也没有，可除了这招，还能找到别的法子，把军火运过去吗？只好冒这个险去。’
“船到城关，接头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偷偷地告诉我们：‘王经宇耍滑，推脱了，不肯见面。’
“‘他妈的！’气得芦花直骂街。我的心，算是一块石头落下地。但是芦花绝不轻易打退堂鼓：‘你去告诉他，他不怕是非，我也不怕风险，到他家去登门拜访！——我们在望海楼等他回话。’那个中间人赶忙去联络了。
“‘去他家？’
“芦花说：‘不这样，蛇轰不出洞。’
“我们的船朝城里划去，望海楼灯火辉煌，一会儿就到了。拴好船，有地下同志接应，朝这座大饭馆走进去。我担心地：‘他真的会来？’
“‘为什么不？那条毒蛇！’然后轻声却是威严地命令我：‘拿出点样子来——’她那眼里逼人的神采是有股震慑力的。
“经常交手的双方，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摸透了相互的性格，王经宇知道芦花的厉害，自从她从抗大分校回来，到湖东开辟游击区，远不是他印象里三王庄那个无知无识的渔村姑娘了。所以他估摸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应付搪塞一下，是过不了门的。而且，他很可能盘算过：过去芦花和他谈判，总是在望海楼，那时他还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县城是日本鬼子占领着，他也不敢-翅。现在，横竖撕破了脸，当了汉奸，要能捉住芦花，给大久保献去，保险邀个头功，一箭双雕的欲望，驱使着他前来望海楼。
“我们在一间宴席厅里等待，芦花叫我到套间屋里安生休息，告诉我：‘小谢，万一出了事，有人会掩护你的。’
“‘你哪？’我替她犯愁，虽然她枪法好，但寡不敌众呀！‘大姐……’
“‘看你——’她不喜欢我那种情绪，‘上了战场，还能考虑那些。’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她推我进套间里去，原来这里面是阔佬们抽大烟的场所，我刚在烟榻上坐下，就听见王经宇来了，那众多的脚步声，可以想象跟进来不少护兵、马弁。
“王经宇嘿嘿冷笑两声，带点挑衅的味道：‘指导员，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芦花说：‘我不像你那么胆小，来七八个人干吗？打架吗？’“‘出去！’王经宇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家伙，量她也是一条网中之鱼，便把随从人员撵出去：‘有什么事，快谈吧，我没工夫。’
“‘着什么急？大先生。你是我请来的客，拿你们文雅人的话讲，叫做客随主便！’
“‘嗬！好大口气，现在我的保安团驻扎在城里，城里是我做主。’
“‘别往脸上抹粉，那是大久保还信不过你，才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不管怎么样，以往在县城难为不得你，这回是你自己送上门，只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啦！’
“‘那你白跟我们打几年交道，还不摸石湖支队的脾气，没有登天的梯子，我们绝不去摘月亮，既然敢进城来找你，就不怕你找了新靠山。’
“‘别狂啦，芦花，我只消咳嗽一声，就把你逮捕。’
“‘你敢试试看吗？’芦花口气强横地‘将’他：‘请吧！’
“他缓和了一下僵局：‘忙什么？你不是有正事谈吗！’
“‘好吧！’
“‘那就请教——’
“‘先来给你打个招呼，我们要用用运粮河！’
“王经宇笑了起来：‘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那批货色扎手了，想运走？’
“芦花回答得很痛快：‘不错！’
“‘什么价码，我给你让路？没有好处我是不干的。’
“‘想敲竹杠吗？’芦花问道，‘你把运粮河让出来为好，来找你是给你个面子。’
“‘太承情了，到底是三王庄的老乡近邻，亏你照应，我该怎么谢你呢！’他喝了一声：‘来人哪！’
“‘慢着——’芦花嗓门也不示弱地叱喝着。
“一阵马靴声停在屋里屋外的门槛那儿。
“‘大先生，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我听到芦花把那封密信摔在桌子上。
“‘哦？’王经宇惊了一下，大概是被信上的落款给怔住了，那是他们的联络暗号，便叫那些人退出去。
“很可能看到对手的狼狈，芦花问：‘摸摸脖子长得结实不？’
“王经宇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一封信，能说明什么？’
“‘那你要见一见本人吗？’
“‘什么？’他跌坐在椅子里，长吁短叹地：‘你们把她弄到了手？’
“‘还给你带来了，让你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过了运粮河，这个人交给你。’
“‘是，是。’肯定是满头大汗，不得不认输了。
“‘一言为定？’
“‘当然，当然！’
“这时，听芦花走过来拉开门，向我客客气气地招呼：‘小姐，你不是找你的表兄吗？’
“我自然动也不动，只见王经宇紧张惶恐地站起，向我走来，直是抱歉。然而，芦花担心我沉不住气，怕露了马脚，连忙把门拉上。这一来，指导员失策了，欲盖弥彰，反而被他看出破绽，他跳起来，大声嚷着：‘假的，假的。我一眼就看穿啦！’他抢着拉开门，嘲笑地看着我：‘啊哈，一个秃尾巴鹌鹑，想来打马虎眼，亏我见过一面，要不真让你们唬住了。哈哈，要打算冒充，应该先让她上城里来烫个发！’他真的胜利了，得意地狂笑起来。
“我望望芦花，不知她该怎么来收拾局面，难道束手就擒了么？才要摸身上的枪，两三个人抢步走进，用枪顶住我们两个。
“王经宇笑声止住：‘走吧！请！’
“他们扭住我的手脖子，立刻被五花大绑起来，芦花一声不吭，也由那些穷凶极恶的卫兵捆个结实，还加上手铐，看来，我们这场本来把握不大的戏，肯定是演砸锅了。
“‘咱们走！’芦花对我说，那自信的声音里，充满了蔑视奚落和毫不在乎的劲头：‘走，看谁后悔！’于是扬起脖子跨出门去。
“‘等等……’王经宇到底坐不住了。
“‘走啊！’芦花偏要激恼他。
“他强笑着：‘弄个假货来冒充——’
“‘真货，我还留给大久保呢！劝你不要高兴得过了头。’芦花开始反攻：‘我先来就跟你讲，给你大先生打个招呼，让你看看信，不假吧？再看看这套衣服，是人在我们手里的证见，不错吧？现在那位党部派来的小姐，我不妨给你说实话，在关帝庙鬼子营盘外边等着，只要望海楼一有动静，往岗楼里一送，那可是抬腿就到。大久保是最恨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杀过不少头的，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吗？再说，那位小姐要落到日本人手里，国民党方面会对你怎么样？你把前头的路堵了，后边的路绝了，脖子上长几个脑袋？我还是这句话。’
“芦花抬起脸来，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王经宇想了想，便挥了挥手，叫那些护兵给我们松绑。当我们走出望海楼时，才看到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化装混在群众当中，原来他们在掩护着咧！
“‘大姐，那你干吗说没有把握？’
“她苦笑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假如他真的翻脸不认账——’
“‘那就连他也一块弄走，给我们开路，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有什么法子，得执行命令，得听从决议，尽管它分明是错的。’
“我不禁反驳她：‘滨海的会，你是参加的呀！’
“她肯定是不便于和我讲的了，沉默一阵以后说：‘小谢，你听见了的，王经宇怎么知道我们要运军火？’
“经芦花那么一提，我也不禁纳闷起来……”
路大姐插进来说：“那还用说，他们那边有我们的人，难道我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人？”
“那到底是谁呢？路大姐，你是干锄奸保卫这一行的，我可至今背着黑锅呢！”江海把蛋糕上切开来的“快乐”两字，统统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要知道，当嫌疑犯并不快乐！”于是他把那些樱桃肉用叉子挑进嘴里，逗得大家都笑了。
关切着生母命运的于莲，催着谢若萍讲：“妈，后来呢？”
“后来，是你江伯伯的罪过啦！他是推卸不掉责任的，约好了他应该带队伍来接应我们，谁知来晚了一步，被一股残匪，就是麻皮阿六打死后，独眼龙领着的余党，想发笔横财，把我们纠缠住了。当然有可能是王经宇暗地串通的，他们总是穿着一条裤子，但是莲莲的妈妈说话算话，把那个女特工人员放了，还给了一笔酬劳，其实，满可以拿她做挡箭牌，让王经宇去抵挡那个独眼龙。现在，只好以有限的人力支持，好在我们弹药充足，芦花的枪法又好，打得那伙匪徒靠不了边。但不幸一颗流弹，打中了她的右肩，倒在我怀里。这时候，才听见滨海支队的军号声，就这样，她为她支持过的那个错误决定，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机舱里，江海叹息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无罪的罪人？”
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