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在这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序），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我说明我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我说明我怎样写成它们；我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你如果读到那篇文章，你可以多少了解我一点，你也会知道对于你的批评我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但是那篇文章到现在还不曾排印出来，所以我不得不先给你写这封信。这一年来我说过要沉默，别人也说我沉默了。
但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一天的生命。倘使我不愿意闭上眼睛等候灭亡的到临，我就得张开嘴大声说出我所要说的话，我甚至反复地说着那些话。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拿着一管"万年笔"在纸上写字，事实上我却是一边写一边念的。这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家"据那位朋友自己说，"为了那灰暗的颜色，一个友人说过住不到两月就会发疯，另一个则说只要三天就可以成为狂人。"朋友的话也许可靠。现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厨子看守这南北两面的七间屋子。厨子在门房里静悄悄地睡了。南房在黑暗中关住了它的秘密。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北屋里，周围是灰暗的颜色。在铺了席子的书桌上，一只旧表一秒钟一秒钟单调地响着。火炉里燃过的煤的余烬穿过炉桥的缝隙无力地落了下来。在一排四间屋子里就只有这一点声音。正如我在《雨》里面所说，一切都死了：爱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欢乐都死了。这时候我也想闭着眼睛在床上躺下来。然而我不能够。我并不曾死。甚至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我不能够忍受这沉寂。我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但是我自己还能够说话。所以纵然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大声念出我所写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整个存在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做一个在暗夜里叫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剧就全在这里了。
我说到悲剧，你也许不会相信，作为批评家的你不是说过"幸福的巴金"吗？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但正如你所说，我是企图"为同类争来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来给我自己。在这一点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为同类争取幸福的人自己决不会得到幸福。帮助美国独立的托马士·陪因说过："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国土，"这比较说"：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国土"的弗兰克林更了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说里充满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朋友，你就这样地相信。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间究竟有一个距离。基督教的处女在古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就要到来的灭亡，并没有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激情，而革命者则宝爱它。所以在革命者中间我们很少看见过幸福的人。殉道者的遗书也常常带着悲痛的调子。他们并不后悔，但是他们却对父母说："请原谅我"；对同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望你们记着我。"
从这里看来，我应该说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恨——破坏——毁灭——建设，是错误的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不会感觉到寂寞的。他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恨。当一个年轻人的胸膛里充满着爱的时候，那热情会使他有勇气贡献一切。倘使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解释，这就是生命在身体内满溢了，必须拿它来放散。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过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应该拿它们来为别人消耗。我自己也有过一点点经验：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身的一瞬间"。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孤独，也并没有忿恨。
我有的只是一个思想：把我的多余的精力用来为同类争取幸福。
破坏和建设并不是可分离的东西。在这中间更不应该加上一个"毁灭"。在《雨》里面吴仁民相信着巴枯宁的话："破坏的激情就是建设的激情。"但这句话的意义是比吴仁民所理解的更深。我要说这两个名词简直是一个意义，单独用起来都不完全。热情里就含着这两样东西。而且当热情充满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的时候，他的建设（或者说创造）的欲求更强过破坏的欲求。
但热情并不能够完成一切。倘使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导它，辅助它，那么它就会像火花一般零碎地爆发出来而落在湿地上灭了，热情常常这样地把人毁掉。我不知写过若干封信劝告朋友，说：热情固然可贵，但是一味地放任热情让它随时随地零碎地消耗，结果只有毁掉自己。这样的热情也许像一座火山，爆发以后剩下来的就只有死。它毁了别的东西，也毁了自己。
于是信仰来了。信仰并不拘束热情，反而加强它，但更重要的是：信仰还指导它。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由《雾》而》《雨》，由《雨》而《电》，信仰带着热情舒畅地流入大海。海景在《电》里面出现。《电》是结论，所以《电》和《雨》和《雾》都不同，就如海洋与溪流相异。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跟着一道溪流缓缓地流入江河。但是站在无涯的海洋前面你就只能够看见掀天的白浪。你能说你的眼睛跟得上海水吗？
进了《电》里面，朋友，连你的眼睛也花了。你就说《电》紊乱，这是不公平的。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张皇失措。你的冷静和客观都失了效用。你准备赤手空拳迎上去，但是你的拳头会打到空处。你不会看清楚这个古怪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从前就没有过。《电》迷了你的眼睛。因为福楼拜，左拉，乔治·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朋友，这句话会给你抓装错儿"了。但是请慢点，我的话里并不含有骄傲的成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他们在那个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死了，你可以把他们的尸首搬来搬去，随意地解剖。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活人，你就得另想办法。你以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举脚就溜了几千里，你连我跑到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你"俏皮地"说读者的眼睛追不上我的笔，然而你忘记了你的眼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眼睛跑，把你的眼睛也弄得疲倦了。所以你发出了怨言：紊乱。
你以为我"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文章还要把别人也带进生活里去。你进到生活里，你太陌生，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紊乱。因为实际生活并不像小说里安排得那样地好。你既然承认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你要得跟着我去"生活"，你不应该只做一个旁观者。
你在书斋里读了《电》，你好像在电影上看见印地安人举行祭仪，跟你的确隔得太远，太远了。而且你责备《电》紊乱，你想不到那部小说怎样地被人宰割了几次，你所看见的已经是残废的肢体了。
然而甚至这个残废的肢体也可以告诉人《电》是《爱情的三部曲》的顶点，到了《电》里面，热情才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们要作这个旅行，我们就不能不拉住两个人做同伴：吴仁民和李佩珠。只有这两个人是经历了那三个时期而存在的。而且他们还要继续地活下去。
在《雾》里面李佩珠没有露过脸，但是人提起她，就说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在《雨》里面她开始感到生活力过多准备拿它来为别人放散。她不仅知道爱情只是一时陶醉，从事业上才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慰，她还想到Ｆ地去做实际的工作。于是幕一开，两年半以后的李佩珠便以一个使人不能相信的新的姿态走出来，使得吴仁民也吃惊了。她不仅得到Ｆ地的青年朋友的爱护，连吴仁民也热烈地爱着她。
她虽然幼稚，但是她幼稚得可爱。看起来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也许有人会像你那样把她当作领袖（你"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幸亏你用了"几乎"二字，否则你不觉得肉麻吗？），但是我把《电》的原稿翻来复去地细看几次，我把李佩珠当作活的朋友看待，好像我就在她的身边跟着她跑来跑去，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子。然而我相信她如果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手势叫我去为理想交出生命，我也会欢喜得如同去赴盛筵。似乎曾经有人用过和这类似的话批评苏非亚·别罗夫斯卡雅。可见真正的伟大和平凡就只隔了一步。你虽然聪明绝顶，但是遇到这样的女子，你要用你的尺度去衡量她的感情，你就会碰壁。事实上你那所谓情绪的连锁已经被她完全打碎了。
《雾》中的吴仁民正陷溺在个人的哀愁里，我用了"哀愁"这个字眼，因为他的痛苦是缓慢的，零碎的，个人的。那时候的吴仁民平凡得叫人就不觉得他存在。然而打击来了。死终于带走了他那个病弱的妻子。那个消磨他的热情的东西——"爱"去了。热情重新聚拢来（记住他是一个强健的男子）。他的心境失去了平衡。朋友们不能够了解他，他又缺乏一个坚强的信仰来指导他（自然他有信仰，但是不够坚强）。
他时时追求，处处碰壁。他要活动，要温暖，然而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却只有死，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寂寞。寂寞不能消灭热情，反而像一阵风煽旺了火。于是热情在身体内堆积起来，成了一座火山。倘使火山一旦爆发，这个人就会完全毁灭。恰恰在这时候意外地来了爱情。一个女人的影子从黑暗里出现了。女性的温柔蚕蚀了他的热情。在温暖的怀抱中火山慢慢地熄灭了。这似乎还不够。必须再让另一个女人从记忆的坟墓中活起来，使他在两个女性的包围里演一幕恋爱的悲喜剧，然后两个女人都悲痛地离开了他。等他醒过来时，火已经熄灭，就只剩下一点余烬。这时候他又经历了一个危机。他站在灭亡的边沿上，一举脚就会落进无底的深渊去。然而幸运地来了那个拯救一切的信仰。那个老朋友回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吴仁民怎样抱着他的老朋友流下感激的眼泪。这样的眼泪并不是一天可以流尽的，等到眼泪流尽时吴仁民就成了一个新人。不，我应该说他有些"老"了。因为"老"他才能"持重"，才能"淳朴"。他从前也曾经想过在一天里面把整个社会改换了面目，但来到《电》的同志中间他却对人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天的事情。"他甚至以为"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他和李佩珠不同，他是另外一种典型。李佩珠比他年轻，知道的并不见得就比他少。
然而她却像一个简单的小女孩。你远看，她和贤（那个暴牙齿的孩子）仿佛是一对，可是实际上她却"挽住仁民的膀子，慢慢地往前面走了。"她和吴仁民狂吻了以后，会抿着嘴笑起来说："今天晚上我们真正疯了。倘使他们看见我们刚才的情形，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话。"这是很自然的。奇怪的是吴仁民的回答。他平静地说："这个环境很容易使人疯狂，但是你记住：对于我们，也许明天一切都不会存在了。"他没有恐怖，就像在转述别人的话一样。
这两种性格，两种典型，差得很远，匆匆地一看，似乎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共同点。然而两个人手挽手地站在一起，我们却又觉得这是最自然、最理想的结合。我们跟在这两个人后面，从《雾》到《雨》，从《雨》到《电》，的确走了很长的路程，一路上我们看见了不少的事物，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然而最重要的却是这一对男女的发展。所以《爱情的三部曲》的答案并不是一番理论，或者一个警句，或者任何与爱情有关的话。它的答案是两个性格的发展：吴仁民和李佩珠。爱情在这两个人心上开过花，但是它始终占着不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两个人，更重要的是信仰。信仰包含了热情，这样的信仰就能够完成一切。这个三部曲所写的只是性格，而不是爱情。所以《爱情的三部曲》的答案还是和爱情无关。《电》从各方面看来都不像一本爱情小说。朋友，在这一点你上了我的当了。据说屠格涅夫用爱情骗过了俄国检查官的眼睛，因此他的六本类似连续的长篇至今还被某一些人误看作爱情小说。我也许受了他的影响，也许受了别人的影响，我也试来从爱情这个关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然后来表现这样的性格。在观察上我常常成功。我观察一些朋友，听他们说一番漂亮的话，看他们写一篇冠冕堂皇的文章，这没有用。只有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尤其在男女关系上，他们的性格才常常无意地完全显露了出来。我试把从这方面观察得来的东西写入小说，我完成了《雾》。《雾》比《雨》、比《电》都简单。它主要地在表现一个性格。我写了周如水。在这一点上我不承认失败。你说"窳陋"，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滑到别处去了。你说我"不长于描写"，我承认。但是你进一步说："《雾》的海滨和乡村期待着如画的景色，"我就要埋怨你近视了。你抓住了一点枝节，而放过了主题。我并不是在写牧歌。我是在表现一个性格，而这个性格并不需要如画的背景。你从头到尾只看见爱情，你却不明白我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在《雨》，在《电》也都是如此。你"从《雾》到《雨》，从《雨》到《电》，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我的"思想的中心"，你抓住两件东西：热情和爱情。
但是刚刚抓到手你就不知道怎样处置它们，你就有些张皇失措了。当你说："《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那时候你似乎逼近了我的"思想的中心"。但是一转眼你就滑了过去（好流畅的文笔。真是一泻千里，叫人追不上。）。再一望，你已经流到千里以外了。我读你的文章，我读一段我赞美一段，到最后我读到"幸福的巴金"时，我已经不知道跟着你跑了多远的路程了。一路上我就只看见热情和爱情，那两件"不死的"东西。你以为热情使我"本能地认识公道，本能地知所爱恶，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你"以为爱情不死"，"情感永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要点，因为我跑了这么远的路，根本就抓不住你的要点。你一路上指点给我看东一件西一件，尽是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你连让我仔细看一眼的工夫也不给。你说我行文迅速，但是你行文的迅速，连我也赶不上。我佩服你的本领，然而我不能承认你的论据。我不相信热情是生来就具有的，我更不相信热情可以使人本能地认识公道。你似乎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是它使我"认识公道"，使我"知所爱恶"，使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我要提出信仰来，但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还嫌含糊。我并不是"不要驾驭热情"，相反的，我却无时不在和热情激斗，结果常常是我失败。但是我也有胜利的时候。至于爱情，那绝不是不死的东西。在《电》里面就没有不死的东西，只除了信仰。李佩珠甚至在吴仁民的怀里也说：也许明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她还说："过一会我们就会离开了。"她甚至梦呓似地问："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她"没有留恋"。可是她却能够勇敢地说："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决不会动遥"永生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信仰。从《雾》到《雨》，从《雨》到《电》，一路上就只有这一件东西，别的都是点缀。由下种而发芽，而开花，一步一步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信仰的全部力量。我自己也可以像李佩珠那样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朋友，写到这里我的这封信似乎应该收场了。但是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东西。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死"。是的，在《爱情的三部曲》里我还写了"死"。
你很注意《电》里面的敏。你几次提到他，你想解释他的行动，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抓不到那个要点。你现在且跟着我来检阅他："死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这是他在热闹的集会中说的话。
"我问你，你有时也想到死上面去吗？你觉得死的面目是什么样的？"他临死的前夕这样问他的女友慧道。
慧只看见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敏却恳切地说：有时候我觉得生和死就只隔了一步，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步也难跨过。"
这几段简单的话，看起来似乎并不费力，然而我写它们时，我是费尽了心血的。这个你不会了解。你的福楼拜，左拉，乔治·桑不会告诉你这个。我自己知道，我必须有了十年的经验，十年的挣扎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短短的几句话。我自己就常常去试探死的门，我也曾像敏那样"仿佛看见在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门"，我也觉得"应该踏进里面去，可是还不能够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的心也为这个痛苦。我能够了解敏的心情。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也就是每一个生在这个过渡时代中的青年的痛苦。然而我和他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而且处在不同的两个环境里面。我可以昂然地说："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绝不会"因为痛苦便不惜……求一快于人我俱亡。"所以我的英雄并不会拿对方的一个人来代表整个制度。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意义。于是你的矛盾又来了，因为你以为"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
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么"人力有限"，而且毁灭之后也就更无所谓"悲哀"；在《电》的青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们绝不至于"求一快于人我俱亡"。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被人误解。其实我自己是完全反对恐怖主义的（虽然我对那些所谓恐怖主义的革命者的传记很感兴趣）。在我的一册早已绝版的书上便有一篇和一个广东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某一些批评家将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混为一谈，又认定我赞成恐怖主义，因此就把我的作品盖上了"虚无主义"的烙樱其实敏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一步就跨过生和死中间的距离。杜大心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的心境的和平。这都是带了病态的想法。知道这个的似乎就只有我。我知道死：死毁坏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你以前读到《雨》的序言，你会奇怪为什么那个朋友要提到"可怕的黑影"，现在你也许可以了解了。在《雾》里面"死"没有来，但是在陈真的身上现了那个黑影。进了《雨》里面，那个黑影威压地笼罩着全书。死带走了陈真和周如水，另外还带走一个郑玉雯。到了《电》，死像火花一般地四处放射，然而那个黑影却渐渐地散了。在《电》里面我像一个将军在提兵调将，把那些朋友都送到永恒里去，我不能够没有悲痛，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写死，因为我自己就不断地跟死在挣扎。我从《雾》跋涉到《雨》，再跋涉到《电》。
到了《电》，我才全胜地把死征服了。有人想用科学来征服死（如龚多塞），有人想用爱（如屠格涅夫和别的许多人）；我就用信仰。在《电》里面我的确可以这样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有信仰，不错。所以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
然而幸福，那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说过："痛苦就是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的骄傲。"我追求的是痛苦。这个时候，你又会抓住我的"错儿"了。我先前不是说过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是幸福吗？但是朋友，你且忍耐一下。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我有信仰，但是信仰只给我勇气和力量。信仰不会给我带来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你既然提出了幸福的问题，我们就不应该放过它。我把你的文章反复地诵读，想找出一个答案。
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
我读着，我反复地读着。我渐渐地忘了我自己。于是你的面影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仿佛看见你那指手划脚、眉飞色舞的姿态，你好像在对一群敬爱你的年轻的学生演说。
不。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右顾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车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那样的驾驶的本领。你很快地就达到了目的地。现在你坐在豪华的客厅里沙发上，对着几位好友在叙述你的见闻了。你居然谈了一个整夜。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而且使得你的几位好友都忘记了睡眠。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利。但是我却疑惑你坐在那样的汽车里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朋友，这显然应该是你。你这匆忙的人生的过客，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你走过宽广的马路，你就看不见马路旁边小屋里的情形。你不要信仰，你不会有痛苦。你不是战士，又不是隐者。你永远开起你的流线型的汽车，凭着你那头等的驾驶本领，在宽广的人生的路上"兜风"。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见了你所要看见的一切，看不见你所不要看见的一切。朋友，只有你才是幸福的人。那么让我来祝福你：幸福的刘西渭。
巴金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