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暴力现象，从远古绵延今代，没有断绝，恐怕也不会消失。
暴力的表现有两种：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先说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于报复的本能，当受了伤害及严重威胁，而一旦从伤害和威胁中脱险，并反过来对对方取得支配地位时，原先积聚起来的由仇恨和恐惧组成的巨大能量，就会寻求某种释放与宣泄的途径，这时候就产生各种非理性暴力的表现。如屠城、杀降、烧掠、奸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这些行为虽然目的也是给对方以惩罚，但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对自己心理的额外补偿。这种快感与心理，以暴力本身为满足对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于最后暴力自己就成为目的。这时，暴力是一种邪恶。
但也存在并不邪恶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两个特征：第一、起自于维系社会正义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泄、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还有意降低暴力对人的恐怖心理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机器都具有暴力的内涵，它在防止动乱、打击犯罪和惩罚其他破坏法律之行为时，必然使用暴力。但如果它立于理性，则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敛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识下，许多现代国家废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废止的，也尽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惩罚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国近年渐以药物注射代替枪决的死刑执行方式，就是基于对国家暴力的理性化认识。
朱棣上台后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却理性。他的残酷镇压，本极过分，而于疯狂杀戮之中所挑选和采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灭和打击异己的实利需要，纯粹演变成制造恐怖气氛和对暴力的宣扬。对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仅夺其生命为满足，往往用野蛮虐杀达到其快意宣泄的诉求。如暴昭之死：
<small>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small>
司中之死：
<small>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small>
铁铉之死：
<small>文皇乃令舁大镬至，投铉尸，顷刻成煤炭。</small>
对建文忠臣女眷，竟公然让人轮奸：
<small>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绍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small>
这些行为，泄愤之外，目的主要在于恫吓。残忍地对待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侮辱其家属，都具有一种展示“下场”的作用；既满足了朱棣自己的报复心理，又作为威胁以警诫所有对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满的人。
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屠杀、血腥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议。这种声音可能随处皆在，却藏匿于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比声音更实际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贞于万历年间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说朱棣当时的怀疑，到了“人人异心”的地步，对每个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没办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么，怎么办？只有实行一整套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密织侦缉网，豢养大量鹰犬，提高特务组织地位张大其权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会鼓励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间谈论政治……总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
即位之后，他指示军方遵循以下精神发布公告：
<small>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small>
<small>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small>
其中可见先前一系列的屠杀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时也引起民间极大不满，朱棣所谓“妄言”，当包括上述二者。这条指示的精神，安民爱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语词背后，是一副冷酷的铁腕形象——他指出，面对阴云密布、血迹斑斑的现实，人民连“疑惧”的心理反应也不能有，也是罪过，更不得将这种内心感受吐露和表达出来，凡所语及，即为“妄言”（如当代所谓“反动言论”），就是死罪。为了彻底扑灭人民的不满情绪，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议论“国是”的人当中，谁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这是一道诱导鲜廉寡耻、弃信忘义之风盛行社会的旨令。
于是，永乐年间引人注目地出现一种过去很罕见的罪名：诽谤罪。“诽谤”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捏造坏话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这字眼，今天无甚特别之处，任何人觉着自己被人用言语侮辱了名声，都可以告之以诽谤。但永乐年间对诽谤的指控，却非普通人所享权利，而是朱棣单独享有对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权利；在这里，诽谤罪专指一切针对朱棣及其统治的议论，只要这议论是负面的、批评的和表示怀疑态度的，不论对错，不论有无事实依据，通通算诽谤，所谓“诽谤时政”。说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不允许对政治发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意见。因此我们不妨把永乐年间的“诽谤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间一切有关政治的自由言论。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民主社会，但仍很少听说哪个朝代设立过这样一项罪名。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传统，认为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还认为企图用封堵的办法来扼杀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经引《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为耳目，何况人君？他还告诫那些为君者：“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说不应该，就一定要加以审视。这也是强调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声音。更有名的，是子产讲的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来，比堵住洪水可要难多了！要多蠢有多蠢！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保留它，给老百姓一个随便谈论国是的地方。后来个别统治者，至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烧书、司马昭杀嵇康等，针对普通民众在全国设立一项以言论管制为目的的“诽谤罪”，恐怕是第一次。
这本来就是一种莫须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励了那些刁横蛮霸、卖身求荣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陷害别人的丑类，他们可以没有任何根据，两张嘴皮碰一碰，就把无辜者送入监狱。
曾有一个军痞带领手下去安庆采木，沿途强取民财，民将诉于官，此人便“诬民为诽谤，缚送刑部，具狱以闻”。修建南京报恩寺期间，有小人贪功冒赏，制造传闻，说被征役夫“谤讪”，且“恐有变”，幸亏负责调查此事的监察御史郑辰不轻信，查明：“无实，无一得罪者”，上万人才保住性命。永乐四年九月，有个浙西人举报诽谤，把人抓来后对质，结果被诬陷者相互根本就不认识，朱棣也很没面子，将举报人“弃市”。由上数例可见，当时告密之风盛行，成为恶人陷害良善很好的手段，也是一帮利欲熏心之徒升官发财的捷径，为此甚至捕风捉影、铤而走险，不计后果以求一逞。
也确有得逞者，最典型一例，是丁钰因告乡邻诽谤罪而一步登天。这丁钰，原是山阳县普通农民，因见朝廷“严诽谤之禁”，略略琢磨，认定发迹的机会到了，便于永乐五年六月密告同乡数十人涉嫌诽谤，结果一告一个准，那几十位乡邻全部被杀，丁钰却被认为其才可用，“上才之，授刑科给事中”——这不是一般的破格，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丁钰原来的身份是“民”，连生员都不是，完全没有做官的资格，“刑科给事中”属于科道官，惯例只有中了进士的人方做得，至少也得是监生。丁钰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任职期间专以打小报告、揭发、告密为能事，“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直到最后因为“贪黩”遭到弹劾而被发配充军为止。
因为设了这个诽谤罪，告密、诬陷之风，终朱棣之世从未停歇，甚至他死了以后，还时有发生。朱高炽继位，因见这种风气实在太坏，搞得人心惶惶，而奸恶之徒则屡屡加以利用，痛下决心，宣布正式取消“诽谤罪”：
<small>上谕刑部尚书金纯……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辄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辄饰造诬谤，以诽谤为说。墨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辩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small>
连朱棣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说，诽谤罪之设，令国家法律“无公平宽厚之意”，鼓励“罗织”，奸人称快，屈抑良善，而一旦被诬以此罪，必定“身家破灭”，而且根本没有说理的机会。朱高炽所总结的这几句用来否定“诽谤罪”的理由，足使我们想象出永乐年间民众生活在怎样担惊受怕的气氛中。
《续文献通考》记有这样的案件：某日，锦衣卫特务在北京街头逮捕了一个市民，说他里通外国（“与外国使人交通罪”）。朱棣很重视，亲自提审。一问，市民回答说，那个外国人看上了他的毡衫，有意买下，彼此因为讨价还价，“交语甚久”，没想到就这样被抓起来。朱棣一听，也哭笑不得。
这个事例显示，当时至少在北京，遍布密探，老百姓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我们知道，“警察国家”是一种近代产物，在社会化程度远不能与现代相比的五百年前，国家机器组织得这么严密，不但十分罕见，事实上也毫无必要。但在朱棣当政以后，十五世纪明王朝的中国却很有“警察国家”的风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