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搭了究竟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
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
<small>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陶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故笃行躬饯（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small>
第二段，谈“以民为本”：
<small>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small>
第三段，谈“慎刑少杀”：
<small>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small>
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
<small>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small>
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
<small>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small>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下还有比这更正大光明、高尚动听的至理嘉言么？
可是请注意，朱棣写下这些句子时，是永乐七年五月。
那时，他早已屡兴大狱、滥杀无辜、恢复锦衣卫、任用大酷吏。
那时，征服和吞并安南已然三载，正在填无底洞般地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力。
那时，他已经四遣大臣、征调大量民伕在各地采木，紧锣密鼓地准备再建一座京都。
那时，以“耀兵异域”、宾服四方为目的，靡费无算的郑和远航，已进行过两次（永乐三年和永乐五年），马上就要搞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
就在写下“毋贪利以徼功”这句话的当年，墨渖未干，朱棣北上抵达北京，着手调集兵马粮草，强迫数十万农民离开田地、家乡和亲人，即将发动对蒙古部落的第一次北征……
以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与《圣学心法序》的大哉煌言相对照，我们作何感觉？
“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此时，复以黄泽奏折所提出的指控，与《圣学心法序》的自我标榜相对照，你无法不惊讶于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悬殊和刺目。
你心底将浮现出一个字眼——只能是这个字眼：伪君子。
十足的坏蛋，至少比十足的伪君子要好些。至少，十足的坏蛋并不在祸害人间的同时，还额外索取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