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一命呜呼。他这一死不要紧，远在二千里之外的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却成了龙飞之地。
那正德放纵一生，在位一十七年，御女无数，耕耘颇勤，却从未听说有谁受过孕，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或许只能归之于滥情过度，天不佑彼。
总之，朱厚照撒手而去，留下一个皇储未建、国位空虚的局面。
根据皇位继承法，在没有子嗣时，将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朱厚照的情形相当特殊；他非但没有儿子，自己也是独苗——当年他父亲朱祐樘曾经为他生下过一个弟弟，然而不久即夭折。因此，现在“兄终弟及”原则的引用范围，不得不加以扩大。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向皇太后张氏汇报时指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里面提到的几个人，血缘关系如下：宪宗即成化皇帝朱见深，他共生有十四子，老大、老二都早亡，老三即后来即位为弘治皇帝庙号孝宗的朱祐樘，老四则是封国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朱祐杭。朱祐杭生子朱厚熜，与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
现在，死去的朱厚照无子无弟，只能上推到父亲一辈最近的堂亲中寻找继承人；兴献王朱祐杭在成化皇帝诸子中仅次于朱祐樘，朱厚熜又是兴献王长子，则皇位非他非属——这就是杨廷和所说的“序当立”。
可见朱厚熜的继位，完全依照程序、按部就班，一切合于规范。兴世子的资格没有疑问，根据礼法的排序，继承人只能是他；这同样说明，杨廷和、张太后另一方，也不曾就此事塞入任何人为操纵的因素。
然而唯一的不足，是其中埋伏着一点含混之处：朱厚熜跟朱厚照是堂兄弟，他们各自的父亲则彼此是亲兄弟——那么，“兄终弟及”究竟指朱厚熜以堂弟身份从朱厚照那里继承皇位，还是指朱祐杭继承了朱祐樘？这一点，杨廷和们确实不曾特意地指明。或许，在他们脑中从始至终都认为，兴世子只能是朱厚照的继承人；或许，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不言自明的，毋庸特别宣陈。
但事实证明，这似乎微小的百密之一疏，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而种下严重危机，日后竟搅扰嘉靖朝十几年不得安宁。
由内阁拟定的武宗《遗诏》，是这样表述的：
<small>朕绍承祖宗丕世（丕，伟大、盛大；丕世犹言“伟大的时代”）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孤，负也；同“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即朱祐樘）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取得一致意见），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small>
先前思想含混之处，继续留在这份宣布传位于兴献王世子的官方正式文本之中，尤其用“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一句，来界定朱厚熜的继承关系，明显有空子可钻。然而，麻烦到来之前，对此谁都不曾意识到。归根到底，那并不是一个注重法理的时代；换作现代，不必说皇帝遗诏这样重要的文件，任何一份有法律效用的文书，都会字斟句酌，杜绝任何歧义的发生。
是时，兴世子年方十五——虚岁，若论足龄，此时还不到十四周岁。两年前，他刚刚失去父亲。没有史料显示，在接到武宗《遗诏》之前，他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事实上，时间决定了他毫无准备。北京最高权力当局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将由兴献王世子继位的决定，并且立即派遣大臣和内官赶赴安陆州迎接新君。正德皇帝三月十四日驾崩，三月二十六日，由司礼监太监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先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组成的使团，就赶到了安陆州。即便兴献王府在京城设有内线并成功探知消息，也不大可能以比这更快的速度赶在天使之前让兴世子知道此事。
考虑到兴世子的年龄，以及事来之突然，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十五岁少年在随后的处置和应对中显现出来的心计与态度，表示吃惊和佩服。
使团到来后的第六天，四月二日，兴世子辞别父王墓地和母亲蒋氏，踏上北去路程，而与以往的人生揖别。
跟北京使团只用十二天就赶到安陆不同，兴世子花了将近二十天才走完相同的路程。尽管前后已有一个多月国家无主，举国翘盼新君早日莅临，但是，年方十五的兴世子显得相当沉稳。他知道此时不宜表现出任何急切的心情，相反，倒是要拿出不紧不慢的姿态，庄重地接近那座已经属于他的都城。
他暂时驻跸于城外，静候朝廷出具有关他继位的礼仪细节。
当有关安排呈上时，朱厚熜怫然不悦了：由首辅杨廷和会同礼部商议的方案，兴世子将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为君。这意味着，在登基之前，朱厚熜须先从崇文门入东华门，居于文华殿，完成成为皇太子的仪式，然后再择日加冕为皇帝。
十五岁的少年以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政治敏感，立刻表示拒绝。他阅读方案之后，对从安陆跟随而来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意即，《遗诏》说得很清楚，我将直接即位为君，丝毫不曾提及需要先立为皇太子之事。《世宗实录》记载甚明，这是兴世子自己提出的疑问，并没有经过任何老奸巨猾的幕僚高参之流的启发。
仅仅十五岁的人，竟如此有政治嗅觉。
这的确是一个节外生枝的要求。杨廷和最初提出兴世子的继承资格，包括起草武宗《遗诏》时，都是基于“兄终弟及”的原则。为什么此刻突然要求兴世子先成为皇太子，然后再即皇帝位？是礼法必须履行的一道相应程序？还是在这二十天当中皇太后张氏经过思虑，额外添上的一笔？后者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仅仅是“兄终弟及”，兴世子可以把自己身份解释为以武宗堂弟而继位，“皇太子”则意味着改变身份，先过继为孝宗之子——同时亦即张太后之子——然后登基。唯一的受益者，显然是张太后。
兴世子思虑细密、锱铢必较的性格，在此立即表现出来。他不想在别人控制和阴影下做皇帝，哪怕只是名义上奉张太后为母亲。他是以藩王入继的身份来到紫禁城，对这座巨大的宫殿，他替自己感到陌生，充满戒备和警惕；他在此无根无柢，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揣着些许自卑。
可惜，没有人注意这种心理，进而设身处地想想他的感受。张氏急于看到在儿子驾崩之后，新君能够明确表示对她皇太后身份的尊崇，她的地位和自我感觉应该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杨廷和这样的正统儒家官僚，满脑子原则，于祖训和礼法唯知一丝不苟，办事过分的较真，过分的不通融。而且，北京方面上上下下，“主场”意识确实过于强烈。虽说兴世子是即将即位的皇帝，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理论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自以为有捍卫这种制度和理论的义务，也希望做到无可挑剔、任何时候都不愧对历史。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保持着自负，并且视为事关荣誉，不肯稍稍退却和放松——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前仆后继，精神盖出于此。然而，这严重地伤害了从遥远的小地方赶来即皇帝位的兴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