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北京衮衮诸公相比，兴世子有什么呢？许多方面他都处于不利，不过他却牢牢拥有三个优势：一、皇帝的宝座注定属于他，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二、尽管年方十五，却已经形成和显现出成熟的政治素质；三、不要忘记，他来自“九头鸟”之乡，“九头鸟”死缠烂打、百折不回、一拼到底的精神，杨廷和们很快就可以领教。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退回礼部呈表，命其重拟。杨廷和出乎意料，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率群臣以上疏的方式，敦促朱厚熜接受和履行礼部所拟程式，并重复了其要点：“上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上笺劝进，择日登极。”朱厚熜再次加以断然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
国家无君一月有余，新君明明已迎奉来京，却迟不即位。这种局面拖不得，拖下去，人心浮动，乱由隙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兴世子吃准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现在是北京方面有求于己，应该让步的也是他们。无形中，他以国家为人质，来逼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
张太后发话了：
<small>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城外驻跸之所），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small>
这道懿旨表明，张太后知道拖不起，打算让步。她让文武百官“即日”上笺劝进，而杨廷和前日还坚持说，要等兴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之后，群臣才能上笺劝进。这暗示，张太后可以接受取消具有完成皇太子身份的象征含义的那道程序。
于是，群臣三进笺表，兴世子头两次推谢，第三次接受下来。这里的两次拒绝没有实质含意，依惯例必须劝进三次，头两次一定推辞，第三次才“勉从所请”——这不过是古代当“非常情形”之下，最高权力实现移交的一种酸臭套路。
不过，“劝进至再，至三”而后“勉从所请”，虽为虚礼，幕后却悄悄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讨价还价。
兴世子及其幕僚磋商后，提出新的即位仪注。其要点是，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登基大典，新君将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正面入宫；在派遣勋贵官员为代表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本人将前往武宗“几筵”（即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做完这两件事，就直趋奉天殿。奉天殿，即现今太和殿（清顺治年间改称），民间俗谓“金銮殿”是也，为帝王临朝之处。登上奉天殿，就意味着行使帝权。可见，朱厚熜方面设计的仪注，从实质上省却了取得皇太子身份的环节，而直接临朝称制。当然，里面也给朱厚照和张太后留了面子：登基之前，先去两处拜谒。对方固可将此解释为尽皇太子的义务，兴世子却也不妨有他自己的解释——作为皇位继承人，落座之前，跟大行皇帝和皇太后打一声招呼，照照面，这样的礼节总还是要讲的嘛。
张太后以及内阁肯定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出于无奈也只能同意。这样，朱厚熜拟定的即位程序，就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加以公布。
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四月二十二日，登基大典顺利举行，上自皇太后下至百官，都松了一口气。武宗晏驾以来，事情千头万绪，每个人神经都高度紧张。尤其由旁支入继为君的局面，本朝尚第一次出现，谁也没有经验。虽然出了小小的岔子，但好歹已经应付过去，大家都盼着新君正位之后，万象更始，国家步入正轨，将前朝的弊政逐一纠矫。
至少内阁首辅杨廷和没有把即位礼仪之争放在心上。这位武宗在世之时一直抱负难伸的政府首脑，此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在新君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解决掉前豹房近幸、以江彬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解散了豹房里乌七八糟、三教九流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宣府离宫（所谓“镇国公府”）的财物。接下来，他想办的事情还很多。他在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指出，正德年间“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亟待拨乱反正之处比比皆是。诏书差不多就是一份改革宣言，里面列出的除弊计划及拟推行的新政，达七十余条。诸如，削弱日益膨胀的宦官权力、恢复文官政治；大幅度裁汰臃肿不堪而又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卫旗校；抑制特权阶层，挤压他们得利的空间；查还为皇族勋贵太监者流所侵夺的民田；治理腐败，尤其是冒功、冒职、冒赏等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建法制，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以《大明律》为断案唯一依据，废止弘治十三年之后新增的一切条例……
这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他所列出的改革内容，非常具体，并且多属当务之急。他一定特别期盼随着新君即位，国家稳定下来，然后迅速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治理。
或因此，他对礼仪细节，考审未精未详。有关这方面的疏漏，沈德符曾经评论道：“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朱祐杭）是也，若世宗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尽管由于武宗是独子，“兄终弟及”的引用，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并非如此。兴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楬橥了他这种心理：
<small>辛巳登极，御袍偶长，上屡俛（通“俯”）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small>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御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猝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御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等杨廷和察觉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传递者。兴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来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是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垂名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