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对于大明臣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是年，严嵩以八旬之龄在老家死于贫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来一直以在幕后操纵他为乐事的“木偶艺术大师”嘉靖皇帝，也赶在年底厮跟着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听话、最顺手、最出色的一只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无生趣。
也是这一年，赶在嘉靖驾崩之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数十年不遇的“胆大狂徒”，递上一份火爆异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骂一番，作为对他即将远行的赠别。
这位让人瞠目结舌的仁兄，就是海刚峰海瑞。
朝中士风奸猾日久，只闻歌功颂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行使其“不说话的自由”。怎么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生猛的“另类”从天而降？
话得从头说起。
这海瑞，乃当时的琼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琼州于中原，遥远之极，“天涯海角”；古时交通讯息又极不便捷，数千里的空间距离，足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不识时务”实乃必然。此外还有一点，海瑞只有半截科举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了后，会试落第，此后就放弃了进士考试，“学位”只及举人。“学历”不高，只能从地方和政界低层干起，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们眼中，他无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新思想”“新动向”懵然无知，不懂“规矩”，不了解时兴什么，对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是事实。除了那年会试海瑞短暂到过一趟京城，随后就在浙闽赣一带小县城游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为一个意外机遇，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这才把脚踏进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欢称外地人“傻帽儿”，初来乍到而出生偏远、履历始终不超县城范围的海瑞，想必就属于一个“傻帽儿”。到北京方才一年出头，他既不静观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个人信念和一腔激情，冲动上书，惹下杀身之祸。自政界的京油子们看来，这大抵也算一种“无知者无畏”。《明史》这样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small>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small>
明确指出自杨最、杨爵后，“无敢言时政者”。杨最，太仆卿，他起来反对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当庭殴毙。杨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陈崇道之非，下狱严刑重惩，打得血肉横飞，全无人样。那时，嘉靖刚刚显示出沉溺斋醮之事的迹象。换言之，自从杨最、杨爵被镇压后，举朝上下，全都“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口不谈皇帝陛下的这点“私人爱好”。足足二十五年后，才出来海瑞这么一个“傻帽儿”，“独上疏曰……”——一个“独”字，写尽京城官场气象和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潜规则”。由是观之，海瑞不是“无知者无畏”，是什么？
无畏海瑞，大骂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经他描述，嘉靖统治下的大明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从朝中到乡野，一团漆黑，无一是处。如此“发飙”已足令人大惊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头指向嘉靖头顶上那块“癞疤痢”——最说不得、不容人说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因为斋醮，“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皇帝不“讲求天下利害”，而有“数十年之积误”；也因这缘故，诸臣共蒙“数十年阿君之耻”，“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览之大怒。史书描写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把海瑞奏章摔在地上，对身边人大叫：赶紧给我把这人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据他想象，写这东西的家伙，肯定于递上来的同时，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因为已有好些年了，他未曾见过一个不怕死的官员。可是，宦官黄锦却告诉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儿”的书面语），上疏之时，已买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诀别，让僮仆四散逃命，自己却在朝门之外安静地等死。嘉靖一听这话，反而如泄气的皮球，不知所措。很意外地，他只吩咐把海瑞送入诏狱审问，再移送刑部判决，刑部揣摸情形，自然判了死刑，但嘉靖却把这判决“留中”数月，不予执行。
海瑞究竟怎样捡了条命，以必死之罪而不死？说起来，纯属运气太好。这奏疏的出笼，哪怕略早上个二三年，十个海瑞也小命玩完。
《治安疏》之上，距嘉靖翘辫子只十个月。其时，嘉靖的健康每况愈下，长期服食丹药的恶果显露无疑，这些东西由金石铅汞等物制成，实际就是毒品，经年累月沉积体内，致嘉靖最后慢性中毒而死。死前数月，他虽嘴硬，内心却隐然有悟，情知病症系由服食丹药而来。因此，海瑞的猛烈抨击，他尽管在心理和面子上接受不了，理智上却颇有触动。史载，他不止一次悄悄拿出《治安疏》来读，“日再三”，而且“为感动太息”，对近侍说：“此人可方比干（商纣王著名的批评者），第朕非纣耳。”他召见首辅徐阶，明确承认在崇道上误入歧途，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海瑞）诟詈耶？”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
这样，海瑞捡了条命，嘉靖则用不杀来婉转地表示对海瑞敢于“讲真话”的赞赏。可笑的是，他非把自己搞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肯面对真话，否则就坚定不移地拒绝真话、索取假话。这倒也是古来独裁者的共通之处。
明代皇帝，大半缺心眼，智商水平不高。而嘉靖这人，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享国四十五年，历来最长，国家虽然一如海瑞抨击的那样腐败黑暗，从他个人统治权威来看，却不曾出过什么大乱子。这很少见。无论是他的前任或后任，好些皇帝，在位不过数年或十几年，却焦头烂额，甚至陷自己于严重危机之中。嘉靖则显示了出色的统治技巧，对局面的掌控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以他的精明，倘若用在正道上，肯做一个有为之君，原是可以寄予期待的。可实际不是这样，他把他的精明，尽数用在权术上，只对高层政治斗争感兴趣，对国与民则未利分毫。
往往，绝顶高手无人可以击倒时，人们就可以等候他自己把自己击倒。嘉靖似乎就是这样。我们看他的为君之术，门户甚严，无懈可击，永立不败之地，没人钻得了他的空子。然而任其武功再高，也不免有某个致命的命门。嘉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严于防人，疏于防己。当他把所有人都整得没脾气时，他唯独忘记了防范来自自己的进攻。而那恰恰是他毕生最热爱、视为理想的崇道事业。他的一生，除此可以说没有别的追求，偏偏是这唯一的追求，将他最后彻底毁掉。
他的道教信仰，据说由父亲兴献王启蒙，“根红苗正”，与半途自己发展起来的兴趣很不同。从心理学可以知道，男孩的人格长成，来自父亲的影响最重要，根深蒂固——“像父亲那样！”男孩的基本行为和意识，大多以父亲为戏仿对象而培养起来。当年，朱祐杭与道士过从甚密的情形，必然早早地在小嘉靖心中引起摹仿的愿望，而且，这愿望将伴之终生。
登基为帝以后，兴趣时有显露，也曾引起辅臣们的关切。但头十年光景，尚未完全沉湎其中，因为立足未稳，大局待定，政治斗争仍很激烈，容不得他专心致志地奉道求仙；同时，也因为他对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继往开来，兴致正浓，极欲有所建树。
及至统治期的第二个十年，“大礼议”及改正祀典等战役大获全胜，将反对派一扫而空，士大夫们被收拾得服服帖帖，闲暇渐多，从此开始大弄。而十八年和二十一年先后遭遇的两难，尤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母后蒋氏病逝。嘉靖决定“奉慈宫南诣”，与父亲同葬一穴。翌年二月，从北京动身。这是嘉靖一生唯一一次离京出巡。行至卫辉府（今河南汲县），“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古时相信被旋风绕身是不吉利的，于是嘉靖请随行的道士陶仲文解释此事，陶告诉他说，这股旋风是即将发生的一场火灾的预兆。嘉靖命令陶仲文用法术阻止火灾到来，后者却回答说：“火终不免，可谨护圣躬耳。”避免不可以，不过皇帝的安全不成问题。夜间，行宫果然燃起大火，“死者无算”，嘉靖也身陷烈焰之中，然而，警卫团官员（锦衣卫指挥）陆炳却及时赶到，“排闼入，负帝出”。
对这件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会本能地怀疑并非巧合，是陶仲文和陆炳串通起来，做了手脚。而且，这样的骗局，几乎没有难度。在当代“大气功师”们手中，比这复杂、巧妙、隐蔽百倍的骗局，照样成功。
效果一目了然：当年九月，陶仲文被封“真人”，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成为道教全国最高领袖。陆炳亦由此发迹，终掌锦衣卫（警察头子），与严嵩并为两大实权人物。而嘉靖本人所受的影响更深，他完全被道教的“神奇”所折服，以至于回到北京后就对辅臣们宣布，打算“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太仆卿杨最，正是在闻悉这个谕旨后，表示反对，而被当庭杖毙。
“监国之议”和杖毙杨最，是嘉靖试图一意修玄的重要信号，但让他终于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另外一个事件，两年后的一次针对他本人的宫庭谋杀案。
案发时间：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至天亮之间。案发地点：乾清宫后暖阁嘉靖皇帝卧处。案犯：以杨金英为首，共十六名宫女。作案工具：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作案手段：大家一齐动手，趁嘉靖熟睡之际勒死他。作案动机：不明。
此案的记述，《实录》及民间史详略不一。我们加以综合，复原如下：
准确的案发时刻无从确定，总之是嘉靖沉睡之中，因此应该发生在深夜至黎明之间这段时间。据说，当晚嘉靖是由所宠爱的端妃曹氏侍奉入眠。等他睡熟之后，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结伙进入寝室。女孩们手拿绳索和抹布，把绳索套在嘉靖喉颈处，将抹布塞入他口内（防止出声过大），有人负责拉紧绳索，另外几个人跳到嘉靖身上，压住他，阻止他挣扎。绳索勒紧时，嘉靖喉管里发出咯咯之声，“已垂绝矣”。但是，这些柔弱的小女子，手中气力实在有限；同时，或者因为慌乱，或者因为“不谙绾结之法”，她们套在嘉靖脖中的绳索，竟然是死结，拽了很长时间，仍未令嘉靖殒命。恐惧中，有人经不住考验，动摇。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悄悄逃脱，敲开方皇后宫门告密。方后带人火速赶到，将谋杀团全体佳丽当场捉拿。随后，展开急救。工程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兼皇家医院（太医院）院长许绅主持专家抢救小组，决定以桃仁、红花、大黄诸药配伍，制成“下血药”，于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灌服。嘉靖一直昏迷，灌药后继续昏迷。直到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又过一个时辰，“能言”，终于说话了。
由方皇后亲督，抢救的同时，对案件的查究也在进行。当场捉住的凶手里面，名分最高的是被封为“宁嫔”的王氏。但是，端妃曹氏虽然不在现场，也被认定参与谋逆。观察家认为，方皇后于嘉靖“未省人事”之时，“趁机滥入”，“其中不无（方皇后）平日所憎”；换言之，方皇后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摔了一回醋坛子——实际上，她是用另一形式，也参加到对嘉靖的宣泄中来。
在后来刑部奉旨法办的案犯名单中，没有端妃曹氏。这并不表示她被放过，相反，观察家认为，方皇后做得更绝，早在移送刑部之前，曹氏已然“正法禁中矣”。最后公布的全部宫婢人犯是以下十六位：
<small>杨金英 杨莲香 苏川药 姚淑翠 邢翠莲 刘妙莲 关梅香 黄秀莲 黄玉莲 尹翠香 王槐香 张金莲 徐秋花 张春景 刘金香 陈菊花</small>
那个临阵动摇、通风报信的张金莲未得宽宥，也在其中，理由是：“先同谋，事露始告耳”。嘉靖决定给女孩们如下处置：先凌迟处死，再加以肢解（“剉尸”），再割下头颅（“枭首”）示众。“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被处死，有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以必死的决心，起来谋害嘉靖？这已成永远的秘密。审讯是在紫禁城内完成的，真相只有嘉靖本人、方皇后和极少数内监知道。《实录》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诸婢为谋已久”，就这么六个字。透过“已久”二字，我们隐约猜见事情非起自于一朝一夕，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总之，这些姑娘们于夜色中走近嘉靖卧榻时，明白地采取了荆轲式的一去不复还的姿态；成也罢，败也罢，等候她们的好歹都是一“死”。她们是决计抛别自己性命了，唯一目的仅仅是让嘉靖去死。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宫中寂寞、青春无望？不可能。古来多少宫女遭受同样命运，却从来没有人为此去拼命。这更不是争风吃醋，十几名女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肩并着肩，迈向睡梦中的嘉靖——这是暴动，是复仇，是索命，是“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无法说出，但我们知道，她们必定经历了非人的对待，而且是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
这桩谋杀案，史称“壬寅宫婢之变”。
一次火灾，一次谋杀，两度直面死神。尤其后面这次，差不多等于死过一回，让本就惜命非常、疑神疑鬼的嘉靖，惊恐万状。一只脚踏上了奈何桥却又侥幸抽身回到人间的他，无法再在乾清宫安睡，乃至对整个紫禁城都产生心理障碍。“说者谓世宗以禁中为列圣升遐之所，而永寿则文皇旧宫（西苑永寿宫，为朱棣燕王府旧址），龙兴吉壤，故圣意属之。”因此，他执意迁往永寿宫，“凡先朝重宝法物，俱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具尸体——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死后，停柩于此。）
他丢下国家、人民、大臣和皇宫，甚至部分丢下对权力和虚荣的欲望，不顾一切地逃命去了——身体逃往西苑，灵魂则逃往道教。“上既迁西苑……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宫婢之变”也许并不是嘉靖沉迷道教的分水岭。这以前，他的兴趣已经极浓厚。不过，他全面推掉政务，不再履行国家元首的义务，确从“宫婢之变”开始。
此时，他三十来岁，春秋正盛，却已经生活在来日无多的恐惧之中。尽管对死亡的恐惧，不分贵贱，人所共有。但细分辨，其实并非一事。普通人所忧者，是生存之艰，他们度日如年，多活上一天便是幸事。皇帝——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者除外——却忧无可忧，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构成任何压迫，而惟一不能克服和必须面对的，只是“螣蛇乘雾，终为土灰”，亦即，他们再拥有一切，却独独不能终免一死。普通人一生随时面临失去，体验失去，而帝王则只担虑一件事——失去生命。就此论，死之恐惧带给帝王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人。
大多数人到了精疲力衰的老年，心中才有空暇去考虑死亡。我们的嘉靖皇帝，年纪轻轻，却已经深深陷于对死的焦灼。上帝是公平的，他一面让嘉靖这种人忧无可忧，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担心的事，一面让他才三十来岁就没日没夜地为死而牵肠挂肚、愁眉不展、心惊肉跳。就我个人而言，宁肯生活经历多一些困境，也不愿三十来岁的时候就只能操心一件事情：怎样可以长生不死。
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二十多年中，嘉靖就只活在这一个念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酷的生存。严酷之处不仅仅在于恐惧，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消除这恐惧。后者是最糟的。试问能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他关心的并非“健康”，而是“不死”。倘若仅仅是“健康”，办法很多：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心性调养……都能够起作用。但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健康”，是“不死”——这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然而他又一定要找到办法，不找到不行。于是，麻烦、危险悄悄地走近他，而他也飞蛾扑火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他们彼此拥抱，互相觉得可爱。这样的迷恋，一直延续到嘉靖行将就木之前。
论史者多认为嘉靖死于崇道。非也。嘉靖之死，死于自己，死于心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固然从邵元节开始，嘉靖身边的道士极尽欺骗之能事，但说到底，骗术奏效终因嘉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自家心里预设了那种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却认定是法术灵验或虔求所致。
诞生皇储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迟迟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个叫薛侃的官员，竟提出“宜择宗室之亲贤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后就国”，语气全然对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观，惹得嘉靖“怒甚”。总之，压力很大。道士邵元节趁机劝嘉靖设醮求嗣，正中他下怀。从十年十一月开始，在宫中正式设醮坛，由礼部尚书夏言专任“监礼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轮流上香。此事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编修杨名还上疏敦促停止醮祷，说“自古祷祠（祀）无验”。谁料想，几乎同时，后宫传来阎氏——后被晋封为丽妃——受孕的喜讯。十个月后，嘉靖十二年八月，阎氏为嘉靖产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两个月就死掉，但邵元节法术奏效却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年后的嘉靖十五年，昭嫔王氏又产一子。《明史·邵元节传》说：
<small>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small>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邵元节弄法之前，膝下十年无子；自打邵元节建醮，“皇子叠生”。这叫“事实胜于雄辩”！嘉靖认为，所有攻击邵元节、道教和他的信仰的人，统统可以闭嘴了，于是隆重奖掖邵真人邵大师。但他偏偏忘记，在装神弄鬼之前，邵元节早已帮助他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便是广选“淑女”，例如《实录》记载，建醮当年的正月，曾有“淑女四十八人”入宫；这应该是不完全的记录，因为我们发现《实录》对此类细节有时记载，有时却加以隐讳。另外，不能排除邵元节会采取某种药物来帮助受孕，高级道士身兼医药家的情形并不少见，有记载证实，这个邵元节起码在研制春药方面颇具造诣，而且确实卓有成效。嘉靖却不屑于现实地看待“皇子叠生”现象，而宁可将它理解为神迹，原因是这种理解更能满足他内心许多深远的想象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