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呆过的，当过农民的都知道：“稻粒子、麦粒子，种田人的命根子”。如果碰到年景不好，欠收了，庄稼汉就要饿肚子。老农民的职业就是年复一年地翻泥巴，双手就是播、栽、管、割、收、藏，年年轮回，乐（苦）此不疲。播下希望和梦想，收获丰收和欢笑。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社会铿锵有力地、大张旗鼓地“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农村里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粮为纲”。这不，为了多打粮，“单季稻”改种“双季稻”。“改种词”是：“一个长子没有两个矮子高”“双季稻是幸福稻，饭碗有米吃得饱”。这里且不评论实践结果，只讲实践过程。
种“双季稻”，顾名思议，一年要种三茬庄稼：“一麦两稻”。农时更紧张，双手更劳碌，肚子更易饿。单季稻谷出米率约在75至80左右，米质好，耐饥饿。双季稻谷生长期太短，出米率一般在60至65左右，米质较疏松，米白头颇多，口感差，不顶饿。屈指算来，一年有“三忙”：“芒种”时节收麦种稻，“立秋”前后收稻种稻，“霜降”辰光收稻种麦。最紧张最繁忙季节，举全生产队社员之力，真有点“鸡叫做到鬼叫”。人人都恨不得生成“三只手”，快手不如帮手，帮衬帮衬，舒缓口气也好啊！哪来“三只手”？最没办法的办法有两招：一是“人海战”。凡是吃队里集体统分粮的亦工亦农、合同工、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五匠”（木匠、泥瓦匠、漆匠、剃头匠、补鞋匠）都要无条件地按时归队，赤脚下田。连放农忙假的中小学生和老人家都要看晒场，烧茶水，捡麦（稻）穗，带小孩煮饭菜。人人齐出动，个个流大汗。二是“疲劳战”。早上四点到七点开早工，上午八点干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做到六点，晚上黄昏磨到半夜，甚至有部分人轮流干通宵。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强壮男女劳力沾床休息的时间很少很少。一身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又酸咸又霉臭。
我是当队长的，在那要命的节骨眼时间段里，根本没有上床睡觉的奢望。门厅里摆放一张竹躺椅，就是我的床。脖子上挂一只哨子，身上套件破棉背心，腿上穿条旧粗布长裤子，脸上盖顶圆草帽，争分夺秒眯个盹，接接力。生产队里用公款给我配了一只双铃马蹄闹钟，放在脑袋边上。时间一到，铃声骤响，再美的梦也不敢做了，瞌睡虫也跑得无影无踪。屁股底下像被按了弹簧一样，“刷”地一下蹦起来。手拿哨子，从村东头吹到村西头，鼓腮憋气，“�0�0、�0�0、�0�0”……每隔五分钟吹上一遍。连吹三遍，过时不候，马上集队点名出发。一天要吹上四五回合。每一遍都仿佛是“催命哨”。特别在傍晚开夜工时和凌晨开早工时，十分劳累困乏的人们都是那么倦怠混沌，嗜歇嗜睡。那清脆、响亮的哨声近乎凄厉无情的尖叫呵喝声音，死命地钻入耳朵，令人神劲过敏，头皮发炸。我是多么想让大伙儿多休息一会儿啊！哪怕五分钟、十分钟也好。一个体力再好的庄稼汉，天天开早工开夜工连轴转，又没有充裕可口的食物和丰富营养的补充，总有吃不消的一天。社员们使用原始的工具，食用粗糙的食物，在最紧张的时刻，干最繁重的农活。就是一头牛，也要累趴下的。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一群男男女女、胖瘦强弱的芸芸众生呢？侧隐同情之心可有，但哨子声不可不吹。“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茬”。干农活在关键时刻，是与农历节气掰手腕。输赢就在时间上。请诸位父老乡亲理解和支持我吧！我也是被节气、被饭碗、被责任，无情地捆绑在“粮食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战车上的。我责无旁贷，必须身先垂范，挺直腰背，咬咬牙关，硬硬心肠，带领大家只许向前，不可退缩！
秋后，是充满希骥、享受丰硕成果的美好时光。庄稼人都盼望家里的米囤满些再满些。辛劳一年，大大小小都能多吃上几碗白花花的大米饭。每家每户每天详细地“多吃少吃”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权力去挨家挨户揭开锅盖看看。年终“分红”了，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多分少分、甚至没分倒扣的、会计年终分配明细表上一清二楚，我心里也是十分知晓。整个生产队年终总兑现现金一万五千多元就够了。每工工值七角六分，强劳力进账两三百元，弱劳力入囊仅有几十元。扣除平时队里预支的稻麦、柴草、菜油、鱼肉、蔬菜、地瓜、南瓜等主副生活食品，有几家亦工亦农“半家户”的，因病因残无劳力的，家里妇孺孤寡力不从心的都分文未进，反倒要倒扣掏钱买口粮。当然，确有实情的困难农家，各级还是按有关政策给予减免或救助，毕竟“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你说，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民兄弟有几个人腰包会鼓呢？即使有个别的腰包会有些许“鼓胀感”，那么请问，他（她）的“生财之道”的奥秘又在何处呢？是哪尊“财神菩萨”在显灵庇佑呢？
那个年代，农村的集体经济分配政策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如果说公社是棵常青藤、常粗藤的话，那么广大社员同志就是一只只蒂结在生产队这棵“基础型”的支藤细藤上的瓜瓜儿。支藤肥大则瓜儿香甜。反之，支藤瘦小则瓜儿苦涩。生产队好比一口大锅，揭开“大锅饭”锅盖瞧一瞧，煮什么？社员们根本没有权利“挑三拣四”，碗里就盛什么，吃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产队与社员们就是休戚相关、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住房毗邻，劳作比肩，评分互动，分配共享。苏南农村：平原地区，河港交错，种麦种稻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许许多多的生产队都是四平八稳的“纯农队”。一双双粗黑的大手整天握着锄把镰刀，一年四季默默地捣鼓着种麦收稻。有些队里继承副业老传统，养养蚕桑，喂喂猪羊，略增收益。一眼望去“张三队、李四队、王二麻子队”，大多规规矩矩地一门心思、无怨无悔地土里刨食，结果是年终“分红”工值往往只有“三四毛”、“五六毛”。老农民一年的辛苦换来基本温饱，腰包仍然瘪塌羞涩。由于手头拮据，扯块布料买斤肉的冲动也要反复盘算，仔细掂量。
有的生产队则不同，“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悄悄地、暗暗地千方百计搞七种八养。主业啃牢，副业不少。美其名曰“以副补农”。自己弄花头，赚钞票。俨然扮演补充集体经济的“财神菩萨”。它就像一个护犊子的老长辈，有招术有能耐，在年终时给一大家子儿孙们“发红包”。这种生产队，真有“三只手”。请别误会，社会上的小毛贼叫“三只手”，专门盯住别人腰包“扒分”。伤天害地，损人利己。高明的生产队两只手坚定不移“以粮为纲”，还生出一只无形的手想方设法“多种经营”，助人救己，广辟财源，拼命“扒分”，时不时地往集体经济“大锅”里多多扔进真金白银。那只手越粗越长越滋润，社员到手的“大团结”、“黄鱼头”就越厚实越爽乐。在此，特别提及一声，当时干这等擅自创收之事，肯定“见不得光”。只能“你不知我知，上不知下知”。一旦“东窗事发”，就要被人牢牢踩住“资本主义尾巴”。不管你粗细长短，都要“狠狠捻上一脚，甚至坚决砍掉不留情”。所以说，干这种为集体“扒分”的事，也不可大张旗鼓，必须“鬼子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最担责、最吃紧的是生产队长，看你有没有“拼死吃河豚”的胆量和谋略。
不瞒你说，我年纪虽轻，倒真是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冲动和胆气。
我的生产队跟大多数的一样，“两只手”死种田，种稻麦，养母猪，越种越死，越养越苦。米饭面条，勉强糊口。那时，队里已经有点传统副业生产，扒不到几个分。主要是养蚕、养母猪。比较“名正言顺”，实属大路货，小儿科。养蚕，春秋两季，赚上个两三千元。养鱼，仅供社员农忙时分几条打打牙祭。养鸡，一场鸡瘟，血本无归。养母猪，“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它主要是“造粪机器”。后来，我们生产队不一样的是“死田活种、两手不空；开点小差、与众不同”。哪里与众不同呢？主要有这样几条——
劳务工，算一条。出个人，出双手，汇钱到队，缴钱记工。公社开新河，设法多去几个河工。县里修新公路，托门子找关系，多塞几个筑路民工。大队五金厂、併线厂、併铁厂，摇船跑运输，主动拉关系，献殷勤，千方百计多揽活计。市建筑三营（原三公司）板车工、土方工、扎钢筋工、工地食堂帮工，多一个好一个。个人有活干，队里有进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