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听张敬修再次说起大明税制的问题，叹了口气道：“高师傅、张师傅都说过，朝廷财政之难，在于税制，可朕也不知道这赋税于百姓而言，到底是高还是低，若要说高，可朝廷为何会财政空虚；若要说低，可高师傅和百官都说赋税过高，朕也多次下诏蠲免。卿可否为朕解惑？”
张敬修道：“臣有一友人出自于徽州行商之家，臣与其详谈后，于商税税制略有所得，臣请以商税为例，试言一二。”
“卿且言之。”
张敬修沉思片刻，说：“我朝凡商业税三十取一，且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此确可称得上低，然而，此只为表象而已。
臣那位友人对臣讲述其行商时亲身经历，说他至杭州、荆州等地经商时，除在税课司衙门按三十取一之成法纳税外，还需向抽分衙门交税。这抽分衙门，由户部、工部遣差部官管理，不维地方接连，重复抽税，而其人贤否不齐，宽严异法，但知增课以逞己能，不恤侵克以为民病。甚者，器皿货物，不该抽分之物，一概任意劝借留难。
而若是一货船进京沿途买卖，除在钞关纳税外，又有船银，进店后有商税，出店有正税，及至到张家湾买卖货物，又有商税，一货之来，榷者数税。商户一路下来，非但难以牟利，有时反而还会蚀尽本钱。
以此可见，中小商户实则苦不堪言，饱受杂税之苦。可官府既向商户征收了这么多税额，为何朝廷商税收入却连全国岁入十分之一都不到。此为何故？盖因地方官吏，以朝廷名义，行巧立名色，肆意诛求，而所得财物，却无可稽考，因而侵渔入己，朝廷却只能得薄利。如此于中小商户而言，实为杀鸡取卵，自堵税源。
故而，臣以为，我朝税制，正税看似不高，可于百姓而言，加征摊派却是不少。加征摊派危害甚深，因朝廷让加征一，各级官府就会征十，因此朝廷征收的商税不多，可商户实际被征收的却不少。”
这就是明朝商税征收的事实，在朱元璋时期，确实是实行了低税免税政策，可洪武之后，随着各层级官吏越来越多，朝廷开支越来越大，不可避免地就要把手伸向商税。
在洪武时，朝廷除向商人征收三十取一的正税（市税）外，另外还征收‘住税’（交易税），所谓住税，包括了塌房税、门摊税、牙契税。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小商人来说，确实算得上轻税薄赋。当然，那个时候除了天下百废待兴，需要扶持工商业外，还在于当时‘国有经济’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可随着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私营经济’，工商业税也开始增长。而宣德时，朝廷就开始在重要关口设立钞关，征收关税。在弘治之后，工部经朝廷允许，又在各大城设立抽分衙门，对商人货物进行抽税。到了嘉靖朝，因为南倭北虏之患，嘉靖皇帝有下令增加抽分衙门，放大了向商人重复征税的口子。
自此，无论是地方上的衙属吏胥，亦或是由户部、工部分别派遣到各地钞关、抽分衙门的官员，无不视普通商人为任由宰割的羔羊，借由朝廷名义征收的税，大多都流入了他们的私人腰包。
隆庆喝了口冰镇酸梅汤，又让内侍给张敬修也端了一碗，问道：“原来如此，卿可有良法除此弊。”
张敬修一口气喝了半碗酸梅汤，说道：“臣以为，朝廷当恤商利商，对于商税征收，要专门制定一部商律，规定好各项商税细则，向商人征税时，必须在商律规定之内征收，这要请朝中善理财的官员来共同会商。更重要的是，定好商税细则之后，可更易征收官商的商税。
譬如，陛下与臣的自鸣钟行，因臣朝廷命官，臣的二叔只需向朝廷缴纳三十取一的正税，无需理会其余杂税。所以陛下说，不知我朝赋税对商人而言是高还是低，便在于此。中小商户饱受重复抽税之苦，于他们而言，自然是重税。而像臣这样的官宦之家涉足商事，只需交一次税即可，且只有三十税一，这自然是极低的。
故而，朝廷若能定下合理的商律，明确商税征收，不仅可解中小商户之苦，亦可收官商之税改善朝廷财政。只是这和开海禁一样，亦是有违祖制。除此之外，朝廷也要健全钱制。先帝时，钱法大乱，变更频仍，实不利于商业发展。”
张敬修翻阅了大明各项律法之后，知道大明并没有专门的商律来规范商业。当然，大明虽然没有专门的商律，但并不是说，商人就没有人管了。
古代立法也是相当全面的，只是这些条例夹杂在很多其他律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