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童年受过不公平的对待，父母偶尔的和颜悦色，居然会让她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这几年在上海独自闯荡一定是太累了，在外面受过太多的伤才会自动屏蔽不美好的童年记忆，才会在母亲几句甜言蜜语、父亲几个笑脸下就误以为家庭是最后的避风港。
实际上，贫穷而卑贱的家庭，才是她真正的伤心地。
看清楚与父母关系的真相，刘文静难过极了，她收拾包袱，想要直接离开，一气之下恨不得回到上海就再不相见。
刘妈妈紧紧拉住了她，哭着说：“你是我的孩子呀，我怎么能让你一生气就走了呢？你带着气走了，万一出点事我怎么放心得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不能说？你爸爸就算是脾气坏一点，对你也没什么坏心思，这门亲事你不同意就算了，咱们一家人关起门来说话，好说好商量多好？”
刘爸爸在一旁抽着烟直叹气，虽没有说出道歉的话，但看那母女哭得厉害，伸手拿起刘文静的包：“你晚上吃得少，回头让你妈再给你煎个荷包蛋吃。要走也不要晚上走，一个人多危险。明天一早，如果你还要走，我送你。”
这一日，因为太多伤心难过，刘文静的胃再次不好了。她最近一段时间总这样，只要一生气或者情绪波动得厉害，胃就抽抽的疼。刘文静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胃病会不会更严重。这次回来，药没带，她担心万一在车上胃病犯了，可就没人照顾了。父母真心挽留，她就顺势留了下来。
刘文静打定主意，一旦他们再提嫁给王山鸡这件事，就立刻走。因此，即使留下来，行李也没重新归整，反而做出一副随时都可能离开的样子。
刘妈妈这段日子非常矛盾，一方面想要努力维持一二十年培养下来的“母亲的尊严”，让刘文静对她言听计从。另一方面，看着刘文静零下二十几度的脸色，又有些惴惴不安，她担心刘文静带着情绪走掉，以后想要钱就难了。
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下，刘妈妈对刘文静特别好，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得知她胃不好，更是每天开胃小菜轮换着来。
至于肉麻话，更是一句紧跟一句，把她夸得像朵花儿似的。刘文静特别不习惯她妈妈这种谄媚的态度，一次次要求她不要这样，可刘妈妈根本不听，该“偏心”的时候照样“偏心”，把刘文静当女皇一样伺候着，而刘妈妈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每顿饭只吃菜汤泡白米饭，即使桌上有不少菜，即使这些菜大部分都会剩下。刘文静让刘妈妈吃菜，她也不肯，只是一句“汤泡饭这就很好了，现在的菜汤多油啊，以前咱们家连这种菜汤都吃不起呢”。
刘文静给刘妈妈夹菜，转眼她又夹到刘文静或刘根儿或爸爸的碗里，打定主意就是不吃菜，这让刘文静感觉很悲哀，而刘爸爸和刘根儿，看见肉菜，筷子基本就在盘子和嘴巴之间两点一线迅速移动了。
这是他们家的习惯，或者说，这是他们村，甚至他们县城的习惯。
之前，刘文静想着妈妈重男轻女的样子，说出对她不好的那些话，会恨她。但看见她只吃菜汤泡饭的样子，也会心疼。
刘文静知道，刘妈妈这不是苦肉计，她没有装，她一直如此，一直是个很“贤惠”的女人。如果刘文静没有走出去，没有到大上海，或许有一天也会和她妈妈一样“贤惠”，可刘文静毕竟已经走出来了。她见着了花花世界，便永远不可能像刘妈妈这样了。
04
身体稍微好一点，刘文静就提前买好了车票，并把走的日期告诉了父母。
但是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她哭笑不得、后悔没有更早一点离开的事情。
王山鸡跑到他们家，趾高气扬地拿了八千块钱扔在桌上，跟刘文静说：“别以为你在上海待了几年就是城里人了。我告诉你，你这种破鞋，城里人顶多就玩玩你。你那些破事儿，咱全村都知道了，你将来想嫁回来，咱村里只怕都没人肯要你。也就我不嫌弃，谁让我一开始就看上你了呢？你乖乖跟我，打我那一巴掌就不跟你计较了。这八千块钱是定礼，你过门儿了，我把彩礼钱一次性给清。要我说，书你也别念了，女人念那么多书干啥？最终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还不如早点回来跟我生个孩子呢！”
跟王山鸡同来的人，听见“生个孩子”这种话，起哄似的嘎嘎怪叫起来。刘文静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刘爸爸却低声下气地讨好王山鸡：“这么大的事儿，你爹怎么没来？”
王山鸡大咧咧地说：“他哪儿有空啊，陪县长喝酒呢！这事儿我说了算。”
王山鸡的话很明显是在吹牛，一个小山村的村官，哪儿有那么多机会陪县长喝酒？反正混混们吹牛吹惯了，他们的话，听听也就罢了。
王山鸡见刘文静和她爸爸都没说话，就来拉扯刘文静，让刘文静跟他走，恨不得一时三刻就洞房。刘文静挣扎，刘妈妈拦住王山鸡：“马上中午了，我去做饭，咱们边吃边谈。结婚是大事儿，要两边老人商量才能决定，你还是知会下你爹。”
刘文静看着父母低声下气的样子，觉得特别荒诞。村长家的小混混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她不过就是回来参加弟弟的婚礼而已，没招谁没惹谁，就闹出这么多事儿，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刘文静看着她的父母，思绪万千：是因为我走得太快，看到的世界太多，才会显得你们所在的井底太小吗？可你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原生家庭，是我朝前走时背后的阴影。你们跟我休戚与共，此生都无法摆脱彼此。也因此，你们对我的任何伤害，都会被放大。看见你们这个样子，我真的很伤心。
混混继续说些什么，刘文静听不见了。她头疼胃也疼，而那不争气的弟弟还拉着她说：“姐，嫁给山鸡哥多好啊！他家的房子造得跟别墅一样，家里还有车，门口养两只大狼狗，嫁过去你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咱村好多姑娘想嫁都没机会呢，他只喜欢你。”
刘文静气极爆发：“谁爱嫁谁嫁，别扯上我！长点脑子行吗？他这是求娶的态度吗？还真以为他看上咱家了……”刘文静转头指着王山鸡，“我不管你想干什么，打我的主意，你休想！你总说你爸陪县长喝酒，你见过县长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跟县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我的奖金是县长亲自发的。之后我们还坐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当时我爸妈都在场，县里有名的领导都来了，而你爸连参加的机会都没有！我到现在还留着县长的电话，逢年过节还会发短信拜年。你爸呢？他一个小小的村官，就那么容易巴结上县长？你让我不念书跟着你，就算我爸妈同意，只要我不同意，打个电话过去说这事儿，你以为县长他们会看着你用强？再说了，你也知道我在上海，我这几年赚了多少钱你也看到了，你就不怕我在上海结识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有想过到我家来大闹一场，将要承担的后果吗？”
王山鸡被刘文静的这些话说愣住了。刘文静又跟她的亲人们说：“你们就向着外人吧！这些年没有我，你们还住在半山腰上那又黑又破的房子里呢！用脑子想想清楚，将来这个家你们能靠谁？靠我就对我好点儿，我要真被他给糟蹋了，你们还会有好日子过？一群没脑子的东西！”
刘文静说完，直接回房，拿起行李，起身走掉，而屋子里的人眼睁睁看着她走，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强势是做给人看的，一出门，刘文静的眼泪就汩汩流淌，止也止不住。
她几乎是连滚带爬回到上海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我曾经和刘文静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我问她：“你的信仰是什么？”
刘文静说：“我没有信仰，如果非要给自己加个信仰，那应该是金钱。”
“当你的收入能维持较好生活的时候，你已经没那么缺钱了。如果这时候还拿金钱做信仰的话，要么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欲望驱使，要么是有一定的使命感，想要更多的钱达到什么目的。”我这样分析。
刘文静想一想说：“我想要更多的钱，改善家人的生活状况，最好能带他们走出来，走出那个封闭的小山村，让他们过上每天都有肉吃，不必再过不知道下一顿饭怎么解决而发愁的日子。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带他们出去旅游，让他们看看这世上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从而让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再那么贫瘠，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挺直腰杆做人。”
“那么，你所谓金钱的信仰，其实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你的信仰是家人，而不是外在的金钱喽？”我这样问她。
“我想是的。”这一次，刘文静回答得特别肯定。
我不知道她的家人曾经怎样给她洗脑的，才会让她以家人为信仰。只知道这次她的家人这样对她，给她的伤害特别深，而这种伤害，将直接导致她信仰的崩塌。
刘文静得了抑郁症，最早发现的是我。
那段时间，她很少更新微博，偶尔更新一次，也是一些厌世的言论。有一次她甚至在微博上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看了下时间，是凌晨四点左右，这个时间点，让我很警惕。
因为花花跟她走得最近，我跟花花打招呼，让她注意刘文静的动向，不行的话，先接到花花那儿住一段时间，不要一个人住学生宿舍了。
花花去看望刘文静的时候，发现她抽烟抽得厉害。人瘦成了皮包骨，床边放着胃舒平。
这时候，正好是学生放假期间，整个宿舍只有刘文静一个人。花花跟刘文静聊了半天，该劝的也劝了，该吼的也吼了，刘文静却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说多了还会说：“我就这样子了，你让我自生自灭吧！”
花花那段时间正好处于职业的上升期，经常全国各地飞来飞去，非常忙，她没有专门的时间照顾刘文静，而且，刘文静这颓废的样子，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跟刘文静聊一聊，劝解一下她。
朋友有了事情，我自然愿意帮忙。我让花花想办法把刘文静弄到我这儿来，不要让她一个人住学生宿舍了。花花好说歹说，总算把刘文静给我拉来了。
刘文静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她不仅抑郁，还厌食，烟抽得格外凶。她不愿意吃抗抑郁药，也没有任何求助的意愿，她自暴自弃，我拿她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买了牛奶，煮开了给她喝；煮了白粥，放点白糖让她喝；经常熬绿豆汤、打豆浆，从生活上一点点照顾她。
怕她营养不够，又去买了些维生素片，我俩一起吃。她抽烟，我陪她一起抽，我抽的少一点罢了。
周末我还会拉她出去，逛街或者去看画展、建筑展。我们去看轻松搞笑的话剧、电影，我甚至还带她到我的工作场合去过。我想，别人每一句“你朋友可真漂亮”或许会让她开心不少。
她不想说话，那么我来说。我知道她这次回家不仅没有疗伤，反而还受了很大的刺激。本着“谁不是在伤痛中长大”的原则，我断断续续跟她讲我童年的事情，讲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眼泪，以及后来是怎样想通的。我告诉她，当年看来天大的事情，现在想想只觉得好笑。每次想通一件事，我都觉得自己成长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很大的事情，觉得天都塌了，将来再想想，只怕也会觉得好笑吧！
我说了很多话，她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就像我从来不曾跟她说过任何话，就像她没有跟我住在一起一样。
她对我始终不冷不热，只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小世界里，直到有一天我谈起了我的妈妈。
我妈这辈子挺不容易的。她五岁的时候外婆就过世了。十来岁的时候，外公入赘到现在的外婆家，新外婆自己还有好几个孩子。妈妈这辈子像个孤儿一样长大，后来我妈跟我爸结了婚，过得也不好。但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她都不肯离婚。她从小没有家，对家的渴望太过于强烈，家庭给予的任何苦难都可以忍受。她的忍耐力让我觉得恐怖。
我跟刘文静说，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妈有公主病。她似乎很希望所有人都围着她转，猜测她的心思，而她也总是会为了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生气。她为家庭付出了很多，给我的感觉却像是圣母。一开始我不理解她，总发脾气，她又太容易哭，一边哭一边数落我，让我很崩溃。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她只是太没安全感而已。丈夫不够贴心，儿女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她很孤独，也很害怕，她希望用大家都围着她转的方式来获取安全感。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她这样做，给我们造成了困扰。
我想明白之后，就开始宠着她。毕竟，她要的真不多，买盒巧克力、买件新衣服就足以暂时取悦她，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她莫名其妙跟我发火的时候，我即使当时因为生气跟她吵起来，背后还是会心疼她。我有时候恨不得能做她的母亲，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好好疼她，以补偿她缺失的童年。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刘文静突然说了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
这时候，我知道，她的心里话愿意跟我说了。
05
我不知道一个家，得把孩子伤成什么样，才能让她说出“再也不回去”的话。仿佛一经说出，就真的割裂了。
刘文静愿意跟我敞开心扉，我就有意识地引导她讲童年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平时聊天中，她不经意间也讲了不少，但像现在这样系统地讲述，撕开血淋淋的伤口再回顾，却是仅有的一次，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会再有。
刘文静的童年，怎么说呢？不能简简单单地用一个“悲惨”来形容。她出生的那个年代，计划生育管得非常严，刘妈妈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被她奶奶讽刺为“不会下蛋的鸡”。后来她又怀了一个，整日的嗜酸，都以为这下得生儿子了，哪知道居然又是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刘文静三姐，刚满月就被邻村不孕不育的夫妻抱走了。过了一年，刘文静出生了，又是个姑娘，这次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家人打听了很久，快满月了都没有人愿意收养。刘爸爸狠狠心，天不亮就把还是婴儿的刘文静装襁褓里，背到山上，放在地上，丝毫不管孩子会不会喂了狼。
中午一家人围坐着吃饭，家里看家护院的狗狗“大黄”哼哧哼哧叼着刘文静的襁褓放在刘爸爸脚边，咬着刘爸爸的裤腿，一脸哀求。刘爸爸打它，也不肯走。
第二天，刘爸爸把襁褓带到河边，挖了个坑，埋在沙土地里。埋好之后，左右看看，没人，大黄也没跟着，才放心地走了。到家刚坐下，大黄又叼着襁褓放在刘爸爸脚边，襁褓里，小刘文静满脸泥沙，哭得厉害。
当天下午，刘爸爸把大黄拴好，抱着襁褓准备去厕所，打算把孩子丢茅坑里。刚走两步，还在院子里，大黄突然发了狂，挣断了绳索，冲上去照着刘爸爸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一口。襁褓掉地上，大黄呜呜叫着叼起来，跑进自己窝里，用嘴把襁褓推到最里面，护着不让刘爸爸靠近……
刘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爬到狗窝里把孩子抱出来，跟刘爸爸说，多艰难都要把孩子养大，哪怕家里每顿都喝粥，也要把孩子养大。
刘文静就这样捡下一条小命。
这个故事太悲催，为缓和气氛，我说：“武侠小说里但凡是主角，都有一个大难不死的出生以及无比坎坷的童年。小时候把坏运气用光了，长大了才会接二连三出现奇迹，成就大侠的一生。”
刘文静笑笑：“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也是这样跟自己心理暗示，我其实一直觉得到上海之后的运气未免太好了点儿。”
但愿这次她依然这样想，那么这次也不过是个坎儿而已。
刘文静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脸平静，细节充足，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问她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她说在她刚会说话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村里人就都告诉她了。村里人还开玩笑说她是狗孩子，而刘爸爸在刘文静整个童年中，但凡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都会说：“如果不是多你一张嘴吃饭，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艰难。”
刘文静从来没有跟父母求证过这件事。她只是从记事起，就习惯了看父母的脸色，习惯了讨好他们，生怕一不小心又被抛弃——电视剧中，那些被收养或曾经被抛弃过的孩子，听说自己的身世之后，通常会跑到母亲面前求证，哭着问究竟是不是真的。听了刘文静的故事，我才发现那些还能去跟父母求证的人，多半在父母面前曾经得到过爱，才会信任他们，才会想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像刘文静这样的，习惯在父母脸色下讨一口饭吃的人，却不敢求证，怕被揭穿，怕再次被伤害，甚至怕这件事打扰了或惹怒了父母，这样的人其实才是最卑微最可怜的。
童年的刘文静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看着父母的脸色，用各种办法讨好他们，只求有一口饭吃。
刘文静一岁多，刘妈妈又怀孕了。这次，刘妈妈没办法在家里生了，只要她的肚子稍微显现出来，计生办的人就会到她家，强迫她打胎或引产。
刘妈妈和刘爸爸一起躲了出去，这一躲就是两三年。他们走的时候跟三个姑娘交代了，好好看家，等他们回来。
家里囤了些粮食，米面虽不多，但红薯干、红薯叶以及各种干野菜还是有些的。
刘文静实在太小了，又长期营养不良，走路都不稳当。每天早上，大姐帮她把衣服穿好，嘱咐她看门，便拎着篮子拉着二姐去山里挖野菜回家煮红薯吃。刘文静拖着鼻涕坐在门凳上，眼巴巴地等着两个姐姐回来。
穷人家的孩子身体通常不错，父母不在家的两年，三姐妹都没怎么生过病，即使偶尔有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很快都自愈了。没有父母的呵护，居然也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了。
刘文静的弟弟刘根儿出生之后，父母还在外面躲着。家徒四壁，回来日子也艰难，他们更担心孩子小，会不会真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怕计生办去抢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唯一的儿子。
然而他们生了儿子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到村干部的耳朵里。一天早上，一群村干部和计生办的人浩浩荡荡赶到刘文静家，质问她父母在哪里，而这时，两个姐姐出门挖野菜还没有回来，只留下不到三岁的刘文静应付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大人。
无论他们利诱还是威胁，都没办法从刘文静嘴里套出话来。她实在太小了，刚刚能把话说明白，又哪里知道父母躲在哪儿？父母也未曾跟孩子们说过。刘文静太小，问多了就哭，哭得惊天动地，眼泪跟喷泉似的，止都止不住。又没有人愿意哄她，由着她，哭累了就不哭了。
村干部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只搜罗出唯一一件值钱的家当——手电筒。村干部把手电筒拿走了，出门的时候，不知谁出了坏主意：“把他们家门卸了，三个女儿没地方住，就不信那狠心的两口子还不回来。”
他们果然七手八脚上前准备卸门，刘文静又号起来，可惜她只有三岁，哭得再厉害也能被忽略不计。
眼看着大门就要被卸下来了，刘文静不知怎的，突然扑到村长的脚边——他看起来官最大，一直在指挥别人。刘文静扑到村长脚边，跪下来，抱着他的腿，眼泪鼻涕蹭在他裤子上，边哭边号啕：“不要拆我家的门！不要拆我家的门！”
村长几次想要挣脱她，都没成功。这时候姐姐们回来了，见状立刻有了明确的分工，二姐跟刘文静一起跪在村长面前，抱着他另外一条腿，苦苦哀求，大姐哭着拦正在拆门的人，恨不得一个个磕头过去，只求他们别拆门。
三姐妹的哭声太过于惨烈，磕头的动作太过于猛烈，引来了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大姐哭着说：“你们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别拆我们家的门！”她们从小总挨父亲的打，父母走时交代好让她们在家看门，门被拆了可如何是好？他们回来三姐妹岂不是会被打死？
群众里面有心软的妇女跟着一块抹眼泪，村长见状动了恻隐之心，指挥大家把拆了一半的门给又装好了……
“那是你第一次跪人吗？”我问。
“嗯，记事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刘文静回答。
“你认为那次，是因为你们跪下了，才阻止了他们拆门吗？”
“那次下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想起上次，刘文静被耗子妈嫌弃，她想都没想直接跪下的举动，不知道是否受了三岁时跪村长的影响。我突然很心疼，从背后抱住了她。
“后来呢？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又过了一年多吧。他们回来之后，大姐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我第一次得到了爸爸的表扬。”
我的心突然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不负责任的大人留下个烂摊子给年幼的孩子们，她们用下跪的方式暂时替大人们解决了这件事，居然还因此得到了表扬。
这世上有些人根本不配做父母，可是他们却生了一大群孩子。
二十岁之前，刘文静又跪了两次。一次是上小学时，学校为了跟县里其他小学保持一致，抽风让孩子们捐花盆。
五毛钱一个的小圆底花盘，每个学生至少要捐献两个，捐的多会得到表扬。不能不捐，这是学校的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完成。
刘文静的大姐，小学读了两年就回家帮妈妈煮饭了。二姐也不过念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家里负担实在太重，就回到家做了一个放牛娃。刘文静念书晚，十岁开始上小学，和刘根儿同班。父母之所以让她念书，多少也存了让她照顾刘根儿的心思。这时候姐弟俩都上二年级了，他们共需要捐四个花盆。
刘爸刘妈架不住刘根儿的哭闹，买了两个花盆，弟弟喜滋滋地交给了老师。刘文静从小总被爸爸打，她不敢哭也不敢闹，一个人默默着急，而她的父母居然忽略了和弟弟同班的她需不需要捐花盆，这个对刘文静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
学生捐的花盆里面种满了孩子们在山上挖的野花，在河沟边挖的水仙花，齐齐地摆放在升旗台下面，不分班级，无人看管。但是，一到放学，学校就会把大门锁上。大门口住着退休的老教师，他同时肩负着看门的重任。
老师每天都在催问刘文静为什么不交花盆，弟弟都交了她怎么还不交。刘文静被逼急了，有一天晚上，看妈妈饭还没做好，她悄悄摸到学校，打算去偷两个花盆，第二天好交差。
要顺利地偷到花盆，她得翻院墙到学校去，并躲过老教师的眼睛——学校一放学，就锁了门，谁都不能再进去。刘文静只需要解决翻墙进学校偷花盆的问题，根本不怕花盆运不出去，不知哪一届的学生在围墙下面掏了个小洞，塞个花盆出去还是很容易的。只是洞太小了，仅容花盆通过而已。学生想要通过，唯一的方式就是翻墙。
为了防止学生翻墙，学校特意在围墙上面装了很多碎玻璃，这无形中挡住了很多放学后想要进学校玩的孩子们。
趁着夜色，刘文静很小心地翻过了围墙，拿了花盆准备从洞里塞出去。这时，一个老教师出现在她的身后。看见她的举动，老教师的眼睛里闪现出鄙夷和洞察一切的目光。但并没有批评刘文静，只让她把花盆放回去。刘文静害怕极了，那一刻她甚至想到了自己会被全校点名通报，会被开除，爸爸会打死她。
刘文静扑通一声给老教师跪下了，哭着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具体说了什么，她忘记了，无外乎是哀求老教师不要告诉学校，不要告诉她的父母，不然她会被打死的。没想到，到后来老教师只是叹了口气，居然把大门打开，放她走了，而那两个花盆也让她直接带了回去。
刘文静小心翼翼把花盆里的花拔掉，土倒掉，又在河里洗得干干净净，把花盆藏好才回家。她不敢把花盆带回家，家里人太多，秘密不容易隐藏。好在农村的小孩子总有很多藏东西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不太容易被大人们发现。
爸爸还是打了她一顿。翻墙的时候，她裤腿被玻璃划破了，流了很多血，废了一条裤子。刘文静家物质匮乏，孩子的衣裤都是别人送的旧衣裤改装的，就这样，由于孩子们长得太快，衣服还是不够穿，她身上的裤子是大姐穿过二姐穿，最后又淘汰给她的。给她的时候，已经有了无数个补丁。可是，这个裤子却是她为数不多的裤子里，相对比较好的一条。损坏了，当然要挨打。
刘根儿一直怀疑刘文静交上去的花盆是偷学校的，他有证据：刘文静那天晚上莫名其妙消失了很长时间，回来腿破了，看着就像是玻璃划破的。刘文静死活不承认，学校里也没有通报过少了花盆。刘根儿悄悄跟老师告密说刘文静偷花盆。老师却告诉他是学校里一个老师帮刘文静买的。刘根儿没想到，那不起眼的、在家里总被他欺负的三姐，居然有老师肯罩着她。因为太惊讶，一段时间内，他居然不敢再找刘文静的碴儿了。
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的下跪，是快小学毕业时。
刘根儿跟村里几个不学好的人混，打了别人家孩子，伤得还挺严重。别人父母找到他们家要医药费，刘文静的父母没钱给，母亲一直抹眼泪，父亲为了让那家人消气，抓起刘根儿就打，朝死里打——在农村，打孩子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父母认为孩子该打，或者父母真舍得打，仅仅只是为了打给别人看罢了。刘家父母自然舍不得打刘根儿，却不得不打他，他们付不起医药费。
刘根儿被打得鬼哭狼嚎，那家人始终僵持着不肯原谅。二姐“最聪明”，在僵持中忽然给他们跪下了。二姐一直磕头，磕得砰砰响，那家人明显吓着了。紧接着刘文静和大姐也跪下了，三个姑娘一起磕头，磕得砰砰响，二姐的额头还磕破了。刘爸爸让刘根儿也磕头，刘根儿还没跪下，就被拉了起来，那家人说算了。
就这样，他们用下跪的方式，省掉了不菲的医药费。
听了这几个故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样子，用下跪磕头作为解决事情的方法，是刘家的家风。虽然连续几次都无往而不利，却没想到在耗子妈那里折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