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在《雾》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被人当作"吴仁民"的朋友起初断定说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因为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经认真地劝过"周如水"几次，而且讲过陈真讲的那些话，那个朋友也曾在场听见。别的朋友却以为陈真就是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那个人也患着肺病，而且是我所敬爱的友人。后来又有人说陈真是一个远在四川的患肺病的朋友。其实都不是。陈真是我创造的一个典型，他并不是我的真实生活里的朋友。我自己也许有一点像他，但另外的两个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记里的几段话还是从"李剑虹"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抄来的。那么他应该是谁呢？事实上他什么人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但是我爱他，他的死使我悲痛。所以在《雨》里面他虽然一出场就被汽车碾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笼罩了全书。
关于吴仁民的话应该留在后面说。然而那"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这里介绍一下。
"介绍"这两个字我用错了，我的朋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三个女子。但是我也不能够把她们从空虚里创造出来。我曾见过一些年轻的女性，人数不算少。但是我同她们完全不熟（和我相熟的还是《电》里面的几个女郎）。虽然不是熟识，但是我也能够把她们分作三类，塑成三种典型。其实三种并不够，可是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却容不了那许多。所以我就只描写了三种。而且在这三种典型的描写上我也许还犯了错误，因为我不曾透彻地了解过她们。但是《雷》和《电》里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较多。
《雾》写成以后我就有写作《爱情的三部曲》的念头，但是一直到它的单行本付印以后我才有了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是它们跟普通的爱情小说完全不同。我所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单纯地描写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里，这也许是一种取巧的写法。但这似乎是无可非难的。而且我还相信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我见过许多人在外面做起事来很勇敢，说起话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讲恋爱的时候，或者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时候，他的行动和语言就陈旧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会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观念上却又十分保守。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可以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不用说，我也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重要，我也知道除了爱情以外，还有更重要的题材。然而我现在写这三本描写性格的小说，却毫不迟疑地选了爱情做主题，并且称我的小说为《爱情的三部曲》。
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里我就只提到《雪》。
不仅《电》这个名称我当时并不曾想到，而且连它的内容也跟我最初的计划不同。我虽然说在《电》里面我仍旧把爱情作为主题，但这已经是很勉强的话了。
《雨》的写作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它不是一气写成的。
我大约分了五六回执笔，每回也只写了三四天，而且中间经过"一·二八"的抗战，我又去过一次福建。我记得很清楚：《雨》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是在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所破庙里写成。这破庙当时是一所私立中学校的校址，那个中学后来就遭封闭了。
我写《雨》的前三章时心情十分恶劣。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刚写完这部小说的前三章，过了两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下面的一段类似日记的文章，最近我从旧书堆里发见了它，就把它照原样地抄在这里：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个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
心啊，不要只是这样地痛吧，给我以片刻的安静，纵然是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灵。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现在还不到撒手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有眼泪，还有血。让我活下去吧，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工作。
不要让雾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我为了它而生活，而且我要继续走我的路。
心啊，不要痛了。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力量来战胜一切的困难，使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雨》的前三章就是在这个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所以那里面含着浓厚的阴郁气。它们在南京的一份文艺刊物①上刊出时，那个被人看作吴仁民的友人（《雨》里面的吴仁民才是他的写照）也在南京，他无意间读到它们，就写了信来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得很好，只是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多向光明方面追求罢。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ｄｕｒéｅ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了解的。但是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时刚从福建旅行归来，带了在那边写好的《雨》的第五章原稿。三个星期的奔波，两天的统舱生活使我感到疲倦。我读到这样的信，我很感激那位朋友，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话。我以为他不了解我，所以我写了下面的回答寄给他：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是我并不同意你的话。
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的生活，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层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深夜，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着光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说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ｅｍｂｏｄｙ（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
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开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地老了。
我没有大的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多了一些创伤。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朋友吧。然而我害怕你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看不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显著的差别吗？
你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短的生活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的时候，你在我的旁边。后来我一个人到乡下去了，在乡下续写《灭亡》时，我们中间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道路，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痛苦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完全绝望，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去我的对光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知道。你说这部小说的阴郁气太重，但是这阴郁气并不曾隐蔽了贯串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个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个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跟一切奋斗。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也并不是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吧……信寄出以后又轮到我寄发《雨》的第五章原稿的时候了，我便用这封回信的大意写了一段按语附在后面，同第五章的《雨》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了。
那个朋友不久就离开了南京，他也不曾来信谈《雨》的事情。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把《雨》写完了。以后单行本付印时，在分章和内容上我都作了一些改动。
《雨》是《雾》的续篇，不过在量上它却比《雾》多一倍。
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雾》迟两年，人物多了几个。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部小说里的爱情的气氛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爱《雨》，因为在《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这几个人比我的现实生活里的友人更能够牵系我的心。我的预定的计划是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写了吴仁民。我的描写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虽然他自己后来读到《雨》的单行本，曾经带笑地发过一些怨言，因为我写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吴仁民有种种缺点就否定了他的真实性，那个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实在今天活着做一个人，谁能够没有缺点？
那个朋友和我一样也是有很多缺点的。要是我们不曾消灭掉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掩饰它们。我们应该对别人忠实，对自己也要忠实。
那个朋友至今还是我的好友中间的一位，我始终爱护他，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雨》里面的吴仁民了。然而他更不是《电》里面的吴仁民。《电》里面的吴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实上完全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我想，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他有一无会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或者还会翻阅到这本小小的书，他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那个时候他也许会更了解我，或者还会更了解他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呢？
可惜的只是这种可贵的热情不能够保持长久。
在《雨》里面出现了方亚丹和高志元。方亚丹可以放在后面说，因为在《电》里面他才现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然而他被写进《电》里面时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这不能说是理想的人物。我的朋友如果处在《电》的环境里，他的行动跟高志元的不会是两样。
这个朋友是一个大孩子，他以他的单纯和真诚获得了我们大家的友爱。他有许多缺点，但是他有着更多的热情。他的身体就是被这种热情毁了的。他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喝酒过多，又不知道保养身体，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园内的草地上，在一株树下过夜，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只要天气一变他的肚皮就会痛起来，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暂时止痛。我们因此叫他做"活的气象表"。我们这样叫他，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这个绰号包含了我们的友爱和关切。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那永不熄灭的热情和那零碎的痛苦一天一天地摧残下去。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个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见他这样做，我却忍不住要流泪了。
在《雨》里面我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朋友的面目。我的书使这位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单为了这个，我也得珍爱它。
这位朋友读过《雨》的前五章，而且我写第四章时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处的一个客堂里。第六章写成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八章以后的各章因为刊物脱期，他便没有机会读到，他已经回到遥远的故乡去了。
他在动身的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好些话。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够送他上船。但是这个晚上我送走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里，想起种种的事情，觉得寂寞，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信里面有些劝告的话。
从杭州回来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长信，但是他已经在海行中的轮船上了。
他在信里说：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以后也许会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还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坏习惯，试着做一点实际的事情。他甚至答应我以后不再喝酒，答应我沉默地埋头工作五年或十年。最后他说我不送他上船也很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我看见他流眼泪。
他这个人被好些人笑骂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他几次徘徊在生命的边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这种友情使我非常感动。
以后他到了故乡寄过一封短短的报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来他以前在东京买的两本英文书，这是他从前答应送我的。
我只去过一封短信。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信息了。
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样。
有一些人疑心张小川是我的另一个好友。那也是一个被我敬爱过的友人。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他在我的过去生活中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的行为使我逐渐感到不满，后来我还当面责备过他。以后我还在《旅途随笔》里谈到他，因为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的一班学生，到江浙来参观，那些师范学校的学生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和苏州买了大量的香粉，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不过《旅途随笔》印成单行本时，我却把这一段删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我写张小川时，并不想责骂那个朋友：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本人。所以结果张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不单是我那个友人了。张小川这一类的人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只可惜在《雨》里面我写得太简单了。
张小川的好友李剑虹很像《天鹅之歌》里面的那个前辈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写《雨》在我写《天鹅之歌》以前。那时这位友人刚从欧洲回来，我对他还抱着大的期望。但是我已经在担心爱情会毁坏他的一切了。
郑玉雯和熊智君是"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以外的两种典型。这两个女人都是有过的，但可惜我表现得不太真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们，而且我是根据了一部分的事实而为她们虚构了两个结局。也许破坏我的描写的真实性的就是这两个结局。所以我不妨说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从想象中生出来的。否则小说的读者想到那个抛弃女学生生活到工厂做女工、把自己献给崇高的理想、而终于走到官僚的怀里去的女郎，不知道会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觉。
在《雨》里面周如水投黄浦江自杀了。单是一本《雾》已经使那个被单恋苦恼着的朋友"落到冰窑里面去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加上一个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黑暗的深渊里去？不。事实上我的本意恰恰相反，我想用这个结局来把《雾》给那位朋友留下的不愉快的感觉去掉。其实他早已忘记了那回事情。我要用《雨》来证明周如水并不是他，所以《雨》里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虚构的。
不过像周如水那样的性格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得到那样的结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亲手"杀死、周如水，并没有遗憾。然而他"死、了以后我却又很难过，我痛惜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好心的朋友。
《雨》出版以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上海后又从天津到北平、住在一个新婚的朋友(指小说家沈从文)家里的最初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这篇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省略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在《旅途随笔》第一篇《海上》中写过这样的话：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黄浦江，向南方流去。时间是六点钟。
我是在前一个晚上上船的，有一位朋友同行。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放着我们的帆布床。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铺盖都沭湿了。好几位朋友来船上送别，其中有一位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一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大步上了岸。他的瘦长和身子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丛中去了。这个朋友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恶女性的。但是他那晚却带了颤抖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先后有两个女性愿意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无情的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献给一个崇高的理想，不能再有个人感情了。
这个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像这样拒绝爱情的并不止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地让爱情毁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来时，已经太迟了。
我对他说，我要写一个中篇小说，就叫做《雷》。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带了一点苦味。
《旅途随笔》的前一部分是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里写成的。在那些日子我白天到中山大学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长或者跟一个朋友研究罗广庭博士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晚上一个人走过海珠桥回到河南机器工会的宿舍去睡觉。
我几次想提笔写那个计划中的中篇小说《雷》。倘使我写的话，《雷》的主人公就会真是那个瘦长的朋友了。但是那时候我却写了替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文章跟罗广庭博士开玩笑，笔锋也触到了《东方杂志》的编者的身上，所以我的这篇文章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的理由被《东方杂志》拒绝登载了。后来它在《中学生》月刊发表时又被《东方杂志》的编者托人要求把"文笔太锐"的地方删去了一两处，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这是第一次。
后来我在北平写了《雷》，那时我的心情已有些改变，所以写出来的并不是中篇小说，而且也不是拿那个瘦长的朋友做"模特儿"了。
德这个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像他那样的性格我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也有他的弱点，他虽然不能够固执地拒绝慧的引诱，但是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拦阻它的道路的都会被它毁掉。它的这种爆发的结果会带来它自己的灭亡，但是它绝没有一点顾虑。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虽然明知花开以后，死亡就会跟着到来，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开花。
德这个性格有时叫人害怕，有时叫人爱他。他的那样匆忙的死实在叫人痛惜。慧和影爱他，也是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鹰一般的影子到现在还在我的原稿纸上面盘旋。我写德时，虽然知道并不是在写那那个粗暴的年轻，朋友，但是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两件事性，而且甚至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后记：提笔时我本来想写一个中篇小说，现在却写成了这个样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种混乱的情形下面枪毙了那个朋友。别的友人读到这篇小说也许会生出种种误会。但那个朋友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将来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使他复活起来。
后来《雷》收进集子里面，这段附记就让我删去了。我已经写了《电》，我拿了那个朋友做模特儿写了方亚丹。
平心地说起未，德也有点像那个年轻朋友。他有德的长处，也有德的弱点。他有热情，也有勇气。有人害怕他，也有人爱他；有人责骂他，也有人恭维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吧。所以他和许多人做过朋友而终于决裂，但是我们始终不曾吵一次架。自然我也不曾过分地赞扬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绝不是一个像德那样的极端主义者。而且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他的一封旧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来信向我诉苦，说她这三个月来为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可没有责任了，因为我己把我的一切真情给朋友了。"朋友，竟有这样不幸的人间悲剧：我爱##，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爱我，爱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德绝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方亚丹也不会的。但是我们能够不为这样的信所感动吗？让我祝福我的年轻朋友早日恢复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吧。
慧和影这两个女子是存在的，但是我一时指不出她们的真姓名来。有人说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个人的意见又跟第一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我大概把几个人融合在一起，分成两类，写成了两个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觉得她们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细地一看却又觉得她们跟某人和某人并不相像。
《雷》在《文学》一卷五号上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为第二卷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电》，打算这样来结束我的《爱情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