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small>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small>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绞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small>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small>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small>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桂彦良的官职是太子正字）言是也。”</small>
那时，每岁都要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small>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small>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small>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small>
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small>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small>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市俗之辈以“四”意会“死”、以“八”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转词儿”；平常“转词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转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抽象地说，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small>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寡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small>
旷夫怨妇，历来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居然被扔到水里淹死。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small>一初（守仁的表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的表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small>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
<small>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small>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佛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