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深刻矛盾，并不难解释。确切说，这不是他的矛盾，是中国历史的矛盾。春秋战国五百年大转型，中国生成了两种东西：儒者和皇帝。它们一道主导了以后两千年历史。这二者关系颇为微妙，有相结相伴、相倚相重的一面，又有制约、抗衡和批判的另一面。“君父”观念，是前者的表现；“君轻民贵”，是后者的表现。而在朱元璋身上，两者各领一军，展开争夺。有时，他是独大的君王，有时是儒者教益的领受者。他以“君父”意识死死看护权力，但对如何运用权力却愿意接受儒者路线。这既是他自我的斗争，也是中国历史的斗争。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说“独夫民贼”，多数情况下没有例外，因为极权无远弗届的作恶空间，令各位“独夫”很难拒绝成为“民贼”的诱惑。但例外可以有。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这个明朝缔造者，以冷血和严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极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们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与嗜杀、酷刑、狠毒、野蛮紧紧绑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极权体制推出的标准“独夫”。然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独夫民贼”相称，却发现有一半对不上号——他无疑是“独夫”，却并非“民贼”。这很少见，我们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独特性。
他非但不是“民贼”，毋宁还相反。从大的方面，我们可谈三点：
一、他是民族解放者，终结了中国第一次整体亡国的屈辱历史。他不单单办了这样的事情，更是第一个明确表达民族解放意识的国家领袖。他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六百年后，这口号仅以一字之差，算是原封不动用于辛亥革命。他将元大都命名、改称“北平”，以此字眼，重新定义这城市，使它在历史上新生；以后，该城历史便在“北平”、“北京”（朱棣首创）名称之间交替。
二、如果“恢复中华”的伟业，使他有理由被视为国家英雄和历史英雄，那么更令人为之起敬的，则是他并不以此而骄狂、而膨胀。南面为君之后，秉持善待人民、体恤民生的诚意，以惜民之心和务实态度决定内外大计，不矜躁、不折腾、不胡来。于国于民，真正“息事宁人”。终其在位三十一年，天下无扰，四海晏然。
三、他做皇帝，谨终慎始、敬事不暇，无半日之闲，而待己甚苛，自奉极俭。他投向自己“皇帝”身份的目光，非常职业，和真正的手艺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对待手中的活计，从无被巨大权力诱往放纵和享乐方向的迹象。我们憎其刻狠，但在品质方面，实在挑出不他的毛病。“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有几个皇帝敢这么说？在他手下，未出现一个奸佞，贪黩绝迹。日后明朝最大顽症——阉祸也无踪无影，此辈洪武间个个循规蹈矩。故而，论到他的自律，真是史所罕见。而如此高度的自律性，非心中有其敬诚、热情、理想和使命感，必不能至。要不是内秉坚孤、黾勉自持，他想懈怠，别人既约束不了，也帮不到他。在本可恣其所欲的条件下，将不玩不怠，贯穿始终，只能归之于超强的人格与信念。
作为“独夫”的朱元璋，世人皆知；而他并非“民贼”这一点，则很少被谈到。为此，本文结束前特地突出这一点。这不光涉及对他的完整认识，也因其中情形很有思考的意义。他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一对基本矛盾相争夺的产物。他是这种历史特别直观的表现者。
最终，他给了这样的启示：个人自律，根本无法克服制度之恶。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造就着独夫的政体，到底还是要祸害人民。朱元璋虽使“独夫”与“民贼”在自己身上分离，但很明显地，在他之后，明代诸帝几乎无一不是“独夫”加“民贼”。
原因太简单了：绝对的权力，必然邪恶。古往今来，哪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