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工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么?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以至于虚妄。就在朱元璋自信之中,危机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竟来自他自身的两重性。
暴君和仁主,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作为皇帝的独特处。很奇怪的,他一面扮演着血腥的、对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皇位继承者培养成仁柔之人。阅其史料,对此矛盾每感格格不入、无所适从。
他自己也疑团满腹。当意识到太子朱标性格过于慈善,他曾试图拗矫。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身为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逮宋濂二子下狱,复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
朱标其实是朱元璋内心矛盾的镜子。是他把朱标教育成这样,这种教育不光见于朱标,也在太孙朱允炆身上延续。
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后来朱元璋死时,继承皇位的是朱允炆。朱元璋遗诏宣布这个决定时,特意提到继任人有“仁明孝友”的品质。确实,朱允炆的仁厚比朱标似更胜一筹。父亲死后,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既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
似乎,朱元璋以自己,以及对朱标、朱允炆的教育,做着实验,欲证明极权与贤君结合是可能的。他一手打造着可以放手为恶的体制,一手却把太子、太孙培养成仁柔之君,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体制,真是异想天开。极权固有之恶,不但无法与贤君兼容,假如有什么贤君,也必为极权之恶所吞噬,几年后,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起兵夺权,轻松胜出,情理两然。极权天然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李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还能笑得出来么?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倘若身后有知,朱元璋在孝陵地宫里注视这一切,大概会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以“极权”为内蕴的皇位交给太孙,却又让他仁义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