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当代中国五十岁以上公民，睹之当会心一笑。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惟抓得紧，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一次外出，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只有朱元璋。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功臣杀光、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究竟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甚至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忌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红苗正”、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以为只要将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根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愚不可及。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权威之下，将他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临死前不久，在给朱棣一封信里他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small>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small>
汉、晋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随后历数其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自己觉得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说有三大隐患，其中两种容易发现但担心发现太晚，一种则难以发现却担心它来得太快。“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抑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有这句评价，叶氏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甚伟者，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二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
公元13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发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