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9年，对西方人来说是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年。而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这一年，当今皇帝的亲叔父，那个强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动战争，似乎也试图宣告他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
此时，距朱元璋“龙驭上宾”不过一年零二个月。
“靖难”的意思，通俗易解讲即是“平定乱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么？这句话正好派上用场。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终归还是在语言问题上吃了亏，他没有想到，同样一句话，他自己说的是一种意思，经别人解释就会是另一种意思。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即他以为，对从他这位成功伟大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儿子们必将奉为神意、顶礼膜拜，不敢半点违拗，更不用说妄加曲解。但事实给了他一记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托的皇四子朱棣，这个因为几个长兄皆已亡故、现居宗族之长的朱家老大，带头随心所欲对待“祖训”，将其玩于股掌之间。“攘外安内”，明明是让他尽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现在，却变成了起兵造反的依据。
撇开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嘱托不论，“靖难之役”的祸根却的确是朱元璋一手种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犹如中国古代用“内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单有一座宫墙将皇宫围护起来，犹觉不安全，还要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作为屏障，古时候管这道墙叫“郛郭”。如果说，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内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紫禁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紫禁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国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式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
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诟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图谋不轨，它写道：
<small>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small>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small>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small>
此节文字，堪称集厚黑、厚颜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单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还把这说成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small>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small>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么？那么，他又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叛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岂非自唾其面？
以上朱棣所做类似事，所说类似话，以及所开动的对自己的类似宣传，我们不免觉得熟识，似曾相见。确实，这种事情不但古代中国有，当今世界上也多的是。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鬼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屡试不爽的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确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则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
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可谓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解放生产力，也明证他无意于穷兵黩武。
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
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
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
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的政治腐败，足证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
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因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
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战胜的，全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小人。
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small>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斋号“正学”，人称“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small>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策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汉代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
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朱允炆削藩，他是削亦反、不削亦反。但凡读读《奉天靖难记》，便不会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