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small>
他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略微多呆三五年，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
等待、忍耐不能救朱允炆，削藩，虽无胜算，却总有一点机会。
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改写。总之，削藩非不可为之事。是没做好。朱允炆没有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局面，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述，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
<small>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small>
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户科给事中龚泰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为抗议，“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但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
天启年间，徐㶿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秘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下落不明，但大局为朱棣所控已无疑矣。此后数日，开始上演安排好的劝进好戏。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朝中文武官员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劝进日，但采取行动的人，齐刷刷地换成朱棣手下随征的北平诸将；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两天分别上表的两拨人，携起手来，将劝进变作同心协力的大合唱。
这就是所谓“三推让”。被劝的一方坚持推辞，劝的一方则要坚持劝，非凑足三个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于万般无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尽管这早已是程式化的游戏，朱棣的玩法却仍然过于虚伪，令人作呕。
“三推让”游戏一结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进城了。他起了个大早，虽然几乎一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一切皆布置停当，他将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个已属于他的帝座。指令发出后，征服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城门进发。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来，拦住队伍请求面见燕王。此人姓杨名子荣，当时官居翰林编修。他被带到朱棣马前，只问了一句：“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问不要紧，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作秀岂不全成笑柄？然而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当即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关键时刻立此一功，而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
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
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来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朱元璋一手造成，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近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成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掊击君权的理念：
<small>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small>
又有“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等语，直指君主极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普天民众为仇讐，置自己为“独夫”。而断言，独占、独吞、独霸，结果极度危险。“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种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亦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极权，令他垂涎三尺，其实也是专为他这种人而打造。
帝制的明代形态，设计于朱元璋，而发展、完善于朱棣。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庙号“太宗”，后来嘉靖皇帝改为“成祖”，大有道理。到了嘉靖时可能才真正看清楚，明朝的制度和统治，朱元璋是创始者但非完成者，它真正竣工，是在朱棣手上。所以，嘉靖皇帝认为朱棣不仅与朱元璋并为二祖，而且应该用一个“成”字，专门揭示他的贡献。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成就是什么？成功在何处？
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