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朱棣上台后，由于“为人敏给”“善傅（附）会”，颇得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作“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
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
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幸”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small>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small>
<small>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small>
<small>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small>
<small>（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small>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戴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登极，即广旧邸（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small>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small>
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像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营建北京”，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河山巩固”，什么“水甘土厚”，什么“民风淳朴”，什么“物产丰富”，乃至夸之为“天府之国”，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
<small>陛下重于劳民延缓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况今漕运已通、储蓄充溢、材用具备、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实启之。伏乞早赐圣断，敕所司择日兴工，以成国家悠久之计，以副臣民之望。</small>
言语中不免有一点这样的含意：“既然皇上准备了那么久，万事俱备，臣等还能说什么呢？”似乎这次廷议没有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几个傻乎乎不明就里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参议陈祚——联名上疏，强烈反对迁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发到湖广均州农村当“佃户”，从此再无人出面表示异议。
曲线迂回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终得确立。名义上，北京兴建从翌年即永乐十五年六月动工，《明实录》也是这么记载的，实际上这个日期宜理解为北京升格为第一首都的时间，真正动工则早于此，因为先前我们在《明实录》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负责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问题，作过指示，说明工程早在进行之中；这一次，不过是在“国务会议”上借讨论之名为批准迁都以及工程开工，走个过场。否则，仅用三年，到永乐十八年即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将是一个无法解释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
后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
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
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生长地点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给紫禁城置备足够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由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伕总数当在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虽然我不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目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忍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small>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small>
<strong>对外用兵</strong>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的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安南国，南部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
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还竟然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
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
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
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
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
有承诺而背弃，就很有点理亏了。
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候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
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遂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解消；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从安南脱身之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二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逻辑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作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艰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谓男子悉充丁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small>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small>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和《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的辉煌战果么？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辞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郞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正懊丧之际——《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误）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需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之类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呆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煕、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宏”，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肯定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呆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着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它所动用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
<small>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small>
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车、二十多万民伕、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总共却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
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其实，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他为了一己之私，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持朱权入关。
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三卫，以偿前劳。”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将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
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他所以侥倖逃此骂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污点，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并非劲敌，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
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而出卖国家利益；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患无穷。
顾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史研究是极重要的著作。其对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等，无不详述。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意义时，它这样说：
<small>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即长城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县北，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指明朝初年）建谷、宁、辽三王……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small>
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可以同时扼制蒙古、女真两部，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因此，“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至。”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尤为惨痛的是，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关系也很直接。明亡后，痛定思痛，有人矛头直指朱棣：
<small>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small>
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绝对意识到了。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仿佛拍胸口说：有朕亲自坐镇北京，不时加以征讨，区区“胡虏”不足忧虑。
也可能在他脑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至于寒伧“诸夷”，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即足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