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功欤？过欤？_龙床·明六帝纪

朱棣这个人，很幸运。一生颇多倒行逆施，也足够残暴，但留下来的声誉，却似乎不曾坏到那个地步，甚至一般国人提起永乐皇帝，印象非但谈不上坏，乃至还引起一点“光荣与梦想”的情愫。

在我眼中，中国历来的暴君，朱棣其实可以排在秦始皇前头。秦始皇干过什么？最坏的事情，莫过于“焚书”和“坑儒”。以“坑儒”之有名，却只杀掉了四百多个知识分子，比之朱棣，小巫见大巫。杀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恶名远播，人至今切齿，杀人比他多几倍、十几倍的朱棣，事情却几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严重的罪行，是“焚书”，险些断送中华文明根脉，这一点，不可饶恕。其他如修长城、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天下苦之，无疑是罪恶。但一方面，其中的长城究非无用之物，在冷兵器时代，它对中国的屏障作用还是明显的，直到明代，抵挡塞外游虏的侵扰，仍采取老办法，重修长城。另一方面，就祸害民众论，修长城、造阿房宫这两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种种“壮举”，远远愧而不如。

然而，人人知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乐是暴君，相反，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朱棣，还是“有为的君主”。为什么？首先的原因是民众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读史的，如果读一读明史，这层误会当不会发生。但我们很难也不应该指望普通民众都有暇抱着厚厚的史书来读。所以，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对这段历史的转述（或曰宣传）有问题，而问题的产生自然与朱棣一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功绩”有关。一是修《永乐大典》，一是郑和下西洋，一是移都北京，一是对外用兵。古时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于有所表现，装点门面。他做这几件事虽然各有具体目的，但从根子上说，最终都是为了改变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后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这心愿。比方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认为虽然明代诸帝大多不成样子，如扶不起来的阿斗，但“二祖”却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么，朱棣究竟是靠什么被抬到这样一个可与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细数之，无非上述四件事。

其实，关于这几件事，恩格斯有一句话可帮助我们取得较周全的认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

今人称颂“四大功绩”，是因这些事有个共同特点——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光荣”——《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类书；郑和下西洋被视为睥睨哥伦布的壮举；迁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营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以降中国始终被动挨打的颓势，颇能重振华夏雄风。

这当中潜藏的宏伟话语因素，很堪为迫切希望找回历史荣誉感的民族心态所利用，于是自然地，朱棣和他的时代就被当做称颂对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历史永远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们自己的角度，脱离历史实际，人为地夸大或拔高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意义，尤其是无视当时人们切身遭际来评价历史。

《永乐大典》

四件“大功”中，编《永乐大典》一事，先前简略谈过。现在不妨再把我们对此事的观点明确一下：第一，《永乐大典》编成之后，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内，罕为人见，未能流播宇内而对文化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至嘉靖年间方复誊第二份，同样秘存大内，直至散佚。第二，这套巨书的起因，虽然纯属朱棣为刻意表现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对古代文籍究竟有保存之功，倘传之今日，无疑是瑰宝——但可惜没有。总起来说，《永乐大典》声名虽赫，但实际于我们近乎只有“传说”的意义，当时、后来以及现在，很少有人享受它的好处；这固然当问外寇抢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无意使之发挥任何现实作用，这一点我们亦绝不应为之饰言。当时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以朱棣一贯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格，非不能将其变成出版物、供人阅读，而必深锁其于禁中、至终不见天日。今天的人们都很明白“知识共享”的意义，只有进入共享领域，知识才发挥其效用，这是从公共图书馆到互联网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反之，垄断起来，再好的知识也毫无价值。

《永乐大典》后世影印本

《永乐大典》虽然修成，但卷帙过于浩繁，难以刻印，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副本抄竣。

郑和墓

位于南京牛首山。他率领的船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对于船队远洋仅发生在永乐年间并戛然而止这一点，人们历来谈论得很不够。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当时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在世界上的优越，这没有问题。郑和本人，尤其船队中的船工，堪称当时举世最好的航海家，他们的经历极富传奇性，这也没有问题。

除了以上两点不可动摇的事实，自郑和七下西洋六百年来，围绕着这一历史事件的，更多是叙事话语的变化。

《明史·郑和传》体现的是世界全球化体系到来之前，中国以自己的眼光对此事的认识和评价。《郑和传》凡九百五十四字，兹略去有关具体经历的叙述，撮其议论部分如下：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里面讲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郑和船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一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其结果，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个目的则取得奇效，终永乐之朝，“外番”前来上表进贡者逶迤不绝，成为“明初盛事”，持续到宣德时，热潮方渐退，但以后余威犹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诸国打交道时（“凡将命海表者”），总要提起郑和之事以自我夸耀和慑服“外番”。此外，《明史》这段话还有一点很重要，即郑和下西洋并非朱棣对于中国之海上发展有专门的认识和单独的设想，而只是“锐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陆并举，在郑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时，另外几个太监则从陆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执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来说，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传统的中华帝权中心主义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无非过去发生于陆上，而郑和事件则发生于海域而已。

历史本身也印证着《明史》的这种解读。郑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也从不再发生，它既未激起连锁反应，而且基本也仅见于朱棣时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乐间，只最后一次在宣德初年）——总的来说，它只跟两个人有关，一是朱棣，一是郑和，彼二人谢世之后，此类事件便无影无踪。因此，《明史》有关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跟近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另一种叙事话语有很大差别，除了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与动机外，它没有额外强调和挖掘更多的含义。而且，从郑和事件发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别的叙事话语，对此事意义的认识一直仅限于《明史·郑和传》所代表的那种评论。

对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发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东渐之后。全球化趋势的到来、全球化意识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郑和事件突然被“发现”或被赋予近代意义，并用近代话语作新的解读。首先是“新民论”的发轫者梁启超撰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以全新视角重估郑和事件的意义；继之，民族复兴的象征和领袖孙中山也在《建国方略》中以相近的观点伸扬郑和精神，将郑和下西洋称作“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以后，郑和事件不断被置于种种“现代性”叙事话语之下重新观照：郑和开始成为中国远洋外交的先驱，郑和下西洋被视为与闭关锁国态度相对立、一种体现“开放”精神的历史资源，近年更有诸多文章把郑和事件与由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完成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解释学。若就此言，围绕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也无足怪。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态度，对历史采取比较朴实的态度，这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性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会倾向于原原本本地看郑和下西洋这件事。

郑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踪迹建文”，亦即查缉失踪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一大心病。为此，他派人四处暗访达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个主要的密探是户部给事中胡濙。《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一说张邋遢或即张三丰），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从永乐五年起，胡濙衔命在外奔波竟达十六年，到永乐二十一年似乎终于查实了朱允炆的下落。当时朱棣在宣府，胡星夜前来汇报，赶到时朱棣已睡下，但左右还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见重视之至。胡将其掌握的情况一直汇报到凌晨——究竟说了什么，除了胡濙和朱棣这两个人，谁都不知道，《明史》的编修者们也不知道。但《胡濙传》很明确地指出，朱棣多年来的疑虑，是在这一天打消的。《胡濙传》也再次重复了《郑和传》的说法：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显然，这一点是作为官方史的《明史》所认定的事实。同样，当时朝鲜的官方史《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也证明朱棣确实严重怀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国，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捕；永乐元年二月，朱棣这样指示赴朝鲜的使臣：

建文手里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

据此很容易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险”无关，绝非堪与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同日而语者。永乐年间的下西洋进行了六次，最后一次为永乐十九年正月出发，时间恰位于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驰至宣府汇报之前，而在这以后，朱棣果然停止了对郑和船队的派遣——这就是《胡濙传》所谓“至是疑始释”，暗示胡濙提供的情报让朱棣认为下西洋的行动已失去意义。

——郑和下西洋非关“航海探险”，此第一辨也。

除“踪迹建文”，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说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能这两个目的在七次下西洋过程当中，主次有所易位。开始时，“踪迹建文”是主要的，但后来“踪迹建文”明显无望，于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转而成为主要目的。

史书上只笼统提到郑和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可想象除了官员、海员以及杂役等众，绝大多数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这样的人数，则郑和船队自非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那种小型冒险家组织，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远征海军（水师）。而这样的规模，远超乎捉拿建文君臣这区区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异域”不足以解释。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内，诸海国多为“蛮夷小邦”“蕞尔之国”，而近二万八千人的郑和舰队，休说当时那样一些国家全然不能抵挡，即在现代亦足称大兵压境。

因此，朱棣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他的目的，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郑和舰队只有三次诉诸武力，其余所到之处，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蛮王”之使纷至沓来，到北京朝圣献贡，朱棣虚骄之心得到极大满足。时人这样颂扬他的荣耀：“天之所载，地之所覆，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过是矣。”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飘飘然而有世界领袖之感，永乐十七年他在劝诫暹罗国王不得侵扰满剌加国时，俨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总管的口吻，而视该二国皆为“朝廷”臣属，说：“满剌加国王现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虽然我们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时能够具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识，却宜予指出，郑和下西洋大大助长了他好大喜功、“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心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朱元璋制订的“勿勤远”、不扩张、与民休息、注重本国民生的国策。

——由上可知，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

随后应辨析，郑和下西洋是否表示“开放”姿态，是否代表永乐时代并不闭关锁国？在目前中学的历史课教学里，讲到郑和下西洋，常常拿来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相对照，似乎前者体现了一种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意识。例如运用相当广泛的北师大版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下册之第23课，标题即闪烁其辞地写成《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其中还说：“清朝的闭关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言下之意，闭关锁国乃是清朝以后的情形。

暂且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含义如何，仅就该教科书所提供给学生的闭关锁国乃清朝以后的情形这一认识，已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中国文化的锁国心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绝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当复杂，跟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会伦理、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关系；若极而言之，庶几可认为华/夷论的历史有多久，锁国意识便有多久。纵观历代，唯一真正扬弃锁国意识的，仅唐代而已。

不过这种意识所造成的问题与困难，明代以前都不很明显，也不很迫切，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主要的矛盾。随着中古世纪接近终结，世界明显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融合的脚步，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冲突，此后，由来已久的锁国意识渐渐成为中国的沉重精神负担和最突出的问题，而清代中期后演变成危机。

此一过程，实即从明代开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除传统的先进农业文明与原始游牧文明的冲突外，又加入一新的因素，并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对外商贸而引发的冲突。其最引人注目者，当为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倭祸”却是典型的明代危机。此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觉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乃颁行“海禁”政策，日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与北面建州（女真）问题并为两大心腹之患。

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创，而清代袭之。前代未见，似不宜顺势理解为过去国门就大开，而是以往这问题并不迫切。明清两代面临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附近的日本，已处在骚动之中。遥远而尚基本不为中国所知的欧洲也告别了黯昧的中世纪，发生巨变，逐渐将触角伸向东方；及至晚明，传教士开始登陆中国——中西方互动这一现代主要矛盾，正萌发于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迟不早，偏随明代而生，并非偶然，亦不可尽诿之于明太祖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

朱元璋不过是在新形势下，顺从中国惯有的思维方式，做出他自然会做出的反应与决策。在他看来，中国物产丰富，一切应有尽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远优越于“蛮夷”——在当时，这倒确为事实——绝不有求于外；一切贸易中国皆无利可图，徒利他国；而且无利可图之外，还不免承受种种骚扰和麻烦。特别是胡惟庸案发生后，据查后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

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罢市舶司，厉行海禁，既不许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贸易，更不许外商船只来华。《大明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处死。

那么朱棣时代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在朱棣时代有所松动，根据是永乐初年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并开设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馆”。

其实，中国传统海贸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后者为商业性质，前者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

明成祖朱棣

朱元璋皇四子。他有一半朝鲜血统，母亲是朱元璋的朝鲜妃子。朱元璋临死前，曾寄望他“总率诸王”扶保朱允炆。

建文帝朱允炆

画中形象，乃后人想象，只能说“据说是朱允炆”。因为朱棣早已把与朱允炆有关的一切真相，抹得干干净净。

方孝孺像

方孝孺既是宋濂的学生，也继承了其地位，成为宋濂之后明初知识界泰斗，所以，连朱棣的高参姚广孝都称他为“天下读书种子”。

解缙朝服像

解缙，永乐名臣，明史上第一届内阁成员之一，在重修《太祖实录》和编撰《永乐大典》中总裁其事。最后，朱棣却把他交给了纪纲。

漕运一角

漕运是明代百姓的沉重负担，更是巨大的消耗和贪腐的沃土。如果京师未曾北迁，王朝本可避免这一弊端。

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没有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

——故郑和下西洋断无一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此第三辨也。

最后，郑和下西洋对历史文明的贡献究竟如何？欧洲人从地理大发现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丰硕，玉米、土豆、棉花、烟草、咖啡……这些如今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都是由航海探险家们带回欧洲的。那么，郑和船队给中国带回了什么呢？多是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珠宝香料，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只能满足皇帝贵族猎奇心理，供其把玩，对民生毫无用途，更不曾对中国的物种和经济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并未听说至今哪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由郑和下西洋留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倒颇有功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世界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并非有意识推动世界文明的做法，而是朱棣出于“示中国之富强”的动机，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的结果，至于他想得到的，同样也绝不是对中国文明有所补益的东西，是他个人的虚荣，是体现这种虚荣的稀奇古怪的贡品。郑和下西洋的效果开始显现后，这类东西就跟随前来觐见的外国使团，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在《明实录》中，我们不时可读到这类记述,例如永乐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国等“番国”敬献麒麟、天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接受仪式，群臣称贺：“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耗费巨赀，近二万八千人规模的庞大船队，送去多少吨“援外物资”，不过是为朱棣换回来这些“祥瑞”！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此第四辨也。

另外再提两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个人观点：

一、这件事的确显示当时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但是，中国的先进与强盛并无须由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即便没有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先进与强盛——这主要得力于自秦汉以来卓越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明、基本维持着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当时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伦理——中国在中古世纪领先于全世界的地位，同样无人能够抹煞。

二、佩服作为航海家的郑和和他的船队，但不佩服朱棣。荣耀，只归功于勇敢挑战并成功战胜了大自然的实践家们。其次，这荣耀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如同阿姆斯特朗作为登月第一人，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样。十五世纪初郑和船队的业绩，是不亚于二十世纪人类征服太空的业绩。只有在这意义上称道郑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现了它的伟大性。

迁都北京

朱棣所以动心迁都，不外三个原因。

第一，据说他对南京没有什么好印象，进入南京时，臣民对建文帝普遍的忠诚、对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后为威慑人心的一系列屠戮虽将反对、不合作的局面敉平，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声誉。北平，则是他长年就藩的旧国，也是他崛起之地，“群众基础”不错——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

第二，作为背负篡弑恶名的非法夺取皇位者，朱棣自登基起一直到死，实际上毕生在为恢复名誉而奋斗，他不能做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守成之君”，必须创下“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虽然得位不正，却远比理所当然却平庸碌常的合法继承者更雄才大略，国家到了他手里，更辉煌、更有前途，他脑子里一直缠绕着这念头，所做每桩事皆以此为出发点，重建北京，一方面本身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便于筹划和实施后来数次对蒙古人的北征——一句话，他将以北京为基地，干一番平定宇内、拓疆辟地的大事业。

第三，迁都北京，还涉及一个更深密的谋画。当年朱元璋建藩边地、屏翼帝室，结果诸藩拥兵自重，并终于酿成“靖难之乱”，朱棣本人就是这种现实的直接受益人，对“塞王”之弊最清楚不过，现在他自己做了皇帝，势不容悲剧在自己或其子孙身上重演。他想出的办法是，将“塞王”内迁，军事实力最强的宁王（就藩大宁，北京东北方）首当其冲，次则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国家正北防线为之空虚，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

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虏”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这一思路来做定夺。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只算沦丧之后的偏安之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终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又“与时俱进”通盘考虑的结果。除了地理与“王气”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做过各种论证，说是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至于“与时俱进”，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三角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

此外，还有一点。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和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中国”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

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楣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胡”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这家人诚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对“四夷”奉行和平外交，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主。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变易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伪君子 功欤？过欤？

伪君子功欤？过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