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小说叫《少年天子》，单那名称就能满足我们民族对“皇帝”的埋藏极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将敬畏与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态。但实际上，“少年”与“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情形下，意味着灾难。试想，一个权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经够糟糕了，还赶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长之中，欲望骚然而理性闇弱的“少年”，岂非灾难？寻常人生，少年时代有如花朵，可这花朵一旦被捧到龙床之上，十有八九不是美和香的，而会变得丑陋，散发出一种少见怪异的恶臭。
弘治皇帝双腿一蹬“宾天”而去，他给亿万人民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君父”——古时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百姓的父亲；从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中华举国之民的福祉就全交与这位乳臭未干的“父亲”了。
有一个人最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宫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陛下。弘治已经病了一周，自知不久于人世，此刻他身着便服，强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辅刘健等来到御榻前叩头，“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来。’于是直叩榻下。”弘治这才开口说道：“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们）多费心。我知道。”话语恳切、温和，充满感激慰问之意；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刘健的手，“若将永诀者”，令人动容。他当众口授遗诏，由太监做了记录。然后，弘治对三大臣讲了最后一番话：“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多年后，李东阳把当日君臣对话的全过程，尽量回忆起来，记在他的一篇从政笔记中。
这就是所谓“托孤”吧？到了这种节骨眼儿上，素来的隐讳都不必了。弘治于是亮出儿子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他无疑是爱他的，一语“聪明”，将这喜爱表露无遗；然而，除去父之于子的天然亲爱，从对祖宗江山的责任感，弘治不能不说出他对朱厚照的忧虑：一、好逸乐；二、厌于读书；三、恐怕不是一个做好人的坯子。
这三条，弘治说得都比较客观，纵然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在眼里。当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以为这都是儿子“年少”所致，而非禀性使然，因此他恳求深为倚信的刘谢李三大臣：帮儿子一把，使他最终变成个“好人”。
第二天，弘治单独召见太子本人。
父子间又说了什么，无考。
就在召见朱厚照的时候，弘治“龙驭上宾”。
毫无疑问，他是在难释忧虑之中合上双眼的。
他把平生之中最后两天都用来做同一件事：安排儿子的未来。
他预感到什么了吗？
弘治两眼一闭，做了“大行皇帝”。太子朱厚照即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赋。”权力的交接很平静，很顺利，也很老套；自古以来，中国这方面制度稳定而成熟，一切按部就班，极少出乱子——不论继承皇位的是何等样人。朱厚照——从此以后我们得叫他正德皇帝——就这样平静而又顺利、看上去毫无新意地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明子民谁也不知道，他们迎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古怪最搞笑的一位皇帝。
不知道朱厚照对于父皇的辞世有无伤恸之感，从史料来看，父亲的死和自己登上皇位，在他全然是一次彻底的解放，犹如骤然之间烈马松掉了嚼子、小鸟冲出了笼儿。
十五岁，最是不尴不尬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体已经发育，开始有成人的欲望和部分自我意识，但同时自制力差，又仍如孩童一般贪玩；有强烈的自主愿望，却又因理智和情绪不平衡，往往使得这种自主愿望变成对自己的放纵；而且，几乎每个十五岁的人都莫名其妙地陷在反叛意识之中，与社会、家庭、师长以及一切试图束缚他们的人为敌。
任何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都非常糟糕，更不必说一个十五岁的皇帝！假如早几年遇到这种事，母后张氏尚能以天子年幼而对其行使监护权，朝中重臣也可因顾命之名切实约束新君——就像后来万历初期李太后与张居正联手监管十岁的万历皇帝一样。然而，对于正德而言，他刚好在十五岁这一年继承了皇位；明代宫廷制度，皇帝十五岁即视为成年，标志是举行大婚。正德元年八月，正德与中军都督府同知夏儒之女夏氏行大婚礼，随即又册沈氏为贤妃、册吴氏为德妃。一后两妃，至此，十五岁男孩儿朱厚照办完了向“已婚——成熟男人”过渡的象征性手续，他有资格自己“当家做主”了——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皇帝。
然而，他是怎样自己“当家做主”的呢？
明制，“宫中六局，官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也就是说，皇帝理论上可以随意享用后宫每个嫔娥，实际上却并不能为所欲为；一是要事先通知“尚寝”官，由后者做准备，二是召幸了谁、何时何地，须记录在案。这种制度，并非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因为皇帝的性行为关系到皇家骨血的确定问题，来龙去脉含糊不得。不过，客观上这的确是一种限制，令皇帝的私生活毫无秘密可言，同时也给别人——比如太后、皇后之类——的干预留下余地。正德深感不爽。他要的是，想什么时候搞一次就什么时候搞，想搞哪个就搞哪个。堂堂天子，搞个女人居然还要事先申请、事后登记，岂非笑话？于是，他断然地“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首先在宫中替自己实现了“性解放”——当然，这只不过是他毕生“性解放革命”的第一步，以后我们会在他漫长的宫外生涯中看见许许多多更大胆的举动。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德迫不及待废止起居注、罢停“尚寝”的职能，此举虽公然违反祖制，却也不难理解。与此相比，他登基当了皇帝——或者说终于“获得自由”——之后，所纵容自己尽兴去做的另外一些事，却委实令人称奇。
起初，他整日领着一群年龄一般大小的小太监在宫中“为角觝蹋麹之戏”。角觝，与今之摔跤、相扑相仿。蹋麹又称“蹴鞠”（麹与鞠通），古代球类游戏，源于且流行于军中，“蹋鞠，兵执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大约用于训练士兵身体柔韧性，后来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嗜好，民间乃有专挟此技邀宠于达官贵人者，《水浒》中高俅即赖之得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赏识而发迹；此外，据说国际奥委会已将其认定为足球之起源。正德此人，如果生在当代，送到体校练练摔跤、相扑或者足球，大概是块料子，将来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抑或成为一代国脚亦未可知，可他偏偏是皇帝！一国元首，丢下偌大国家不闻不问，整天臭汗淋漓地跟人抱来摔去，或没完没了在绿茵场上大呼小叫、带球过人、拔脚怒射……这情形，怎么想象都教人哭笑不得。
倘仅如此，算不了什么。从大臣们的进谏中我们得知，登基以来，正德“奢靡玩戏，滥赏妄费”，喜好“弹射钓猎，杀生害物”。将“鹰犬狐兔”等形形色色动物圈养于宫内，紫禁城几乎变成一座动物园；又将太监组织成军队，披甲戴胄，执弓挟矢，以宫禁为操演场，真刀真枪地玩“骑马打仗”。
虽然历来威严肃穆的皇宫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但这跟后面的事情相比，也还算不了什么。渐渐地，正德觉得光在宫中折腾已不过瘾，他开始四处微服游荡，“随所驻辄饮宿不返”，据说回到宫中呆的天数，一个月也不过四五日。他在外面到底干啥？说起来那可就绝了。除去普通荒淫帝王都可想象到的“弹射钓猎”一类内容，正德确实玩出了个性。他曾让人把一条商业街封锁起来，命内侍从宫中搬来成堆的衣物，摊在每家店铺前面，自己则扮成小贩，“身衣估人衣”，头戴商人的“瓜拉帽”，手里拿着账簿和算盘，“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历与贸易”，跟太监扮成的店家讨价还价，彼此还一定要假戏真做，你来我往，“喧询不相下”，然后让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以市场管理员（“市正”）的身份出面调解。过罢购物和讨价还价的瘾，他会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闯至由太监掌管的皇家酒铺，那里“筝筑琵琶嘈嘈然，坐当垆妇于其中”，典型的“娱乐场所”格局，一干人等旋风般地在其间周游，“杂出牵衣，蠭簇而入”，“濩茶之顷，周历数家”。发展下去，“凡市戏、跳猿、騗马、斗鸡、逐犬”一类游乐场，正德无所不至；他还把宫女从宫中弄出来，置之于这些场所，充当“小姐”（“扮演侑酒”），“醉即宿其处，如是累日”。
——如果天子是少年。问题就出在这儿。倘只视其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为，大多并不如何乖常，虽然年届十五还喜欢玩骑马打仗、过家家一类游戏，或许有点缺心眼儿，但出格与古怪却谈不上。甚至就连他放浪形骸、醉卧花丛的行径，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问题少年”都可能误入的歧途，是好是坏，终究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万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正面讲，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儒家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与义务，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与义务，做父亲的要守父亲的本分与义务，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本分与义务，大家都不失名分，社会才有君臣之义，家庭才有父子之伦，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那样，天下必然大乱，家国只能不保。从负面讲，既然君主极权体制赋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品质就完全成为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赶上有进取心的君主，则国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为君者不太犯浑，虽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这么巨大的权力与某个下流坯捆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权力“毁”人不倦，尤其不受约束的权力。现代民主政治以前，没有一种能对君主权力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毫无约束。就中国而言，采取的是道德的办法，即儒家政治伦理。第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权秦帝国出现之后，因为毫无制约，君主自我膨胀、为所欲为，结果短时间呜呼哀哉。这一点后来的统治者都看在眼里，所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一方面接过了秦人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统治趋于稳固的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正式承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概约地讲，此一政治基础有两个要点，一是君权神授、至高无尚、不容侵犯，一是君主应自觉接受以抽象名义出现的“天”、“道”实即儒家伦理的约束，做“有道明君”。汉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君权的这一政治基础，为以后历朝历代所传承，几无例外，机构之建、职官之设、礼仪之订乃至教育考试的目的与制度，都由此而来。不过，这政治基础虽然不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但它只是一种“共识”而非契约，非常脆弱，不具强制性，尤其对于君主来说。责任感强的君主，或愿意学习儒家伦理并虚心接纳其约束，倘若碰上禀性陋劣的君主，儒家伦理简直形如废纸；因为享受无边权力的诱惑，确实没几个人可以抵挡，权力之“毁”人，能量无可比拟；所以历来的君主中间，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
纵观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说这个人生来有些病态的性情，人格发育明显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父亲，自己却当了皇帝。从心理学可知，对孩子特别是男孩来说，“无父状态”极为致命，那意味着准则、模范、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