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截然不同，自他从安陆启程前来就皇帝位，到嘉靖三年九月最终取得以兴献王为皇考的胜利，耗时整三年，使尽了吃奶的气力。其间，起起伏伏、委曲求全、柳暗花明之状，一言难尽。嘉靖哭过、辞职过，甚至派宦官秘密地造访重臣，走后门、说好话，连他老妈蒋氏也上阵参与，亲自出演一幕市井风味的“坐地炮”。相当多的时间里，嘉靖母子孤掌难鸣，虽然渐渐出现了张璁、桂萼等继统派，但严格说来北京朝中百官几乎一边倒全部站在他的对立面，处境相当孤立，直到最后，还引发“请愿”、“静坐”、“示威”，靠打屁股、搭了十几条人命的暴力镇压手段才摆平局面。
所有这一切，提示明代思想环境、政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帝权进入晚期形态，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越来越保守，而制度则在趋于僵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发展成一种超稳定机制，创造力的空间固然缩小了，但君主的权力空间也同时受到挤压。
嘉靖的遭遇，放到以往帝权环境下考量，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不光他，早在正德身上我们已经看见了来自礼制对于帝权的强大掣肘作用，甚至他们最“雄迈”的二祖朱元璋和朱棣，也不得不钻入儒家伦理做一个“套中人”。明代政治最奇特怪异的情形在于，一方面，从朱元璋起就努力地试图将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手中，撤中书省，罢相，令明代成为第一个名义上不设政府首脑的朝代，可另一方面，透视整个明代历史，恰恰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儒家伦理代言人的士大夫阶层，因为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使君主的意志，笼罩于他们的道德评判之下。
儒家官僚价值体系，在明代社会政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士大夫们俨然以合法性的标尺和捍卫者自居——这是一种明代特色。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朱棣以谋篡上台时承受了怎样沉重的压力，遭遇了怎样坚决的道德审判；这审判虽然无声，却更无从回避，让人寝食难安。嘉靖面对的，实际是同一种力量。不错，名义上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正义”（真理）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礼议”的深刻原因。双方就几个字眼展开韧性十足的争夺，乍一看无聊而可笑，背后却关联着政治这场游戏在明代的独特玩法。过去，帝制时代的权力角逐，是在门阀、藩镇、宫闱这种层面展开，用武力、杀戮、幽禁、废立之类手段解决；而在“大礼议”中，权力角逐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通过抽象的理论甚至几个语词的争夺来解决。武则天的权威，靠废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宠任来俊臣一类酷吏，即可确立；朱厚熜却不得不去和阁臣、礼部、科道官员咬文嚼字，就礼学原理孰是孰非大费唇舌、互相辩驳。虽然武则天的办法简单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乐于采用，问题在于他已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卷入一种充满“学术气息”的行为，跟科举出身、饱读经诗的朝臣们进行为时三载的反复的“学术研讨”——一旦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会感到“大礼议”的发生，简直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
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对于此种“学术”活动，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先前，他无端而吃力地——从年龄到“学力”来说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奥枯燥的礼学探讨，而眼下那些迂阔夫子或者卷铺盖滚蛋或者缴械投降，不再有人试图拿圣学经典烦扰于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来，以致不断地自行寻找并提出新的“课题”，把相关“研究”
引向深入，全面刷新从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国家大典的理论与实践。当他将这些礼仪一一“更正”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不是任何皓首穷经的名公鸿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礼议”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兴致盎然的学术专家，不过，嘉靖远非被动地适应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皇帝的当法，从他后来对于儒家经典理论问题的沉迷，我们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的还是发现他有一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的主动。
“大礼议”给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过于儒家官僚——广义上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运用自己的精神优势、理论资源和对话语权的控制，使自己处于文化领导地位。嘉靖可能发现，在大明朝，皇帝这个职业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了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止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含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孔子有一句话早就点破了这道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礼乐自天子出的实践。
当“大礼议”的现实目标达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发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这样的态势表明他的认识的重大转折，那就是追求一种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统治术。
他的皇帝生涯明显地分成“勤政”、“倦政”两大阶段。在统治后期，他潜心于道教，除了个别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见其一面，自然谈不上有何政绩。因此，他所有的“政绩”基本上都集中于早期的“勤政”阶段。而在这阶段，嘉靖究竟做过些什么呢？即位初年对制度、经济、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系由杨廷和擘画实施，嘉靖不过照准而已。其间，真正由他主动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几乎全在礼制的更新方面。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表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辞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削职为民，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因此，嘉靖是一个罕见的运用思想、精神、心理因素，甚至仅仅靠语言来控制权力的专家。他于此道，出神入化，晚年更是到了一语成谶的境界，俨然隐语大师。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不必宵衣旰食，也不必殚精竭虑，只须只言片语，即足令臣工人等戒慎肃栗。他从不像太祖、成祖那般日理万机，却同样使局面保持稳定（比如，搞定“倭寇”）；他后期的忽怠，不逊于前面的武宗以及后面的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国家却没有陷于大的祸乱。
他绝对可以算一个独树一帜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