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臣等仰恩圣训，远揆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small>
这句话的口气很清楚，严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他回避明确表示反对，而颇费苦心地以“不敢妄议”宛转加以搪塞，但意思还是不赞同，理由是：在历史和经典上找不到依据。当严嵩说出这番话时，他跟当初“大礼议”中的反对派，没什么两样，脑子里面想到的，也是典章制度——可以看出，这时他骨子里仍旧是一个不开窍的、讲原则的正统士大夫。这真让嘉靖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旧章”不“旧章”，还有人跟我讲这个？这姓严的老东西该不会猪油蒙心了吧？他很生气地把严嵩疏文发回，命“再会议以闻”。这时，幸亏户部左侍郎唐胄跳出来，救了严嵩一命——此人很不识相地上奏，力主不可称宗。嘉靖正愁无人开刀，却有送上门的，着即派锦衣卫把唐胄逮起来，削职为民。与此同时，嘉靖亲撰《明堂或问》一文，论证献皇帝可以称宗的道理。至此，严嵩不由冷汗涔涔，悟出险些酿成大祸。他迅速改变主张，拿出了让嘉靖满意的答卷。
事情发生在嘉靖十七年，距严嵩就任礼部尚书十八个月。换言之，将近两年的时间，严嵩作为正统士大夫的“思想残余”，还未清除干净，大大辜负了嘉靖的信任。不过，这似乎是严嵩平生最后一次“冒傻气”，从此不敢造次，一切以悉心揣摩圣上心意为能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奇迹般地与嘉靖和平共处十几年，虽然末了仍不免被嘉靖亲手搞掉，但独占首辅之位如此之久，在嘉靖年间已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大奸臣”——这也许是必然的，否则试问：正人君子能与嘉靖和平共处这么久吗？
当沈鍊、杨继盛们畅快地抨击严嵩是奸臣，当后人更以置身事外的轻松姿态也用奸臣字眼对他骂来呵去的时候，没有去探问严嵩的内心世界。一个曾经淡然处世、肯闭门读书十年的人，一个在乡间、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在意自己的品行形象、“为德甚厚”的人，一个受到皇帝赏识和提拔、已在礼部尚书位子上坐了将近两年却仍然压抑不住地冒着士大夫傻气的人，请问这样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原本怎样？能是一个“奸臣”的内心世界吗？
有的时候，小说（或别的艺术）比历史更真实，原因就在于，历史家目光只及于外部行为所构成的外部事件，而失诸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探究；相反，艺术家却不肯只看见和注意结果，他们还忍不住去挖掘背后的隐秘的内心原因、内心逻辑。人是复杂的、能动的个体生命，跟内心丰富性相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但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历史只盯住了那一瞬间，将此前远为漫长的内心斗争置之不理。历史从来如此，但显然是荒唐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作为主体，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和表面的真实性被描述，而另一些虽然隐秘却无疑同样真实的内容任其缺失，这是一个可怕的黑洞，它会吞噬掉许多东西，将真相弭于无形。
一旦目光越过严嵩“专权”十几年的“奸臣史”，回到嘉靖十七年，回到他最后心有不甘地对嘉靖斗胆说出“称宗说不敢妄议”的一刻，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所震撼。我在里面看到的，是挣扎、痛苦、沧桑与渺小，是理智与道德的激烈冲突，是曾经的信仰与现实的生存之间彼此的煎熬。我不光看到了自我背叛，也看到了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恐惧。
以更高的标准，可以去责备以至谴责严嵩，但我愿意放弃这样的做法。我的问题是，请告诉我嘉靖朝官至这个级别的人中，谁比他做得好一些？我没有看见。我看见的是半斤八两，五十步与百步。那么为什么放过其他人、单单谴责严嵩？难道就因为他在首辅位置上呆得比别人长得多，在侍奉嘉靖的过程中赔了更多的小心、说了更多的谎话、暴露了更多的卑微和丑恶？
也许是吧。但其他人位子坐得不牢靠，并非因为品质较严嵩正派；根本的真相是，相比于别人，严嵩不过更善于保护自己而已。以夏言为镜鉴，会异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夏言发迹，与张璁、严嵩等一般无二，俱以善窥帝意、巧为逢迎而进。张璁内阁时期，夏言被嘉靖当做制衡张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领神会，很卖力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比张璁更积极，更乖巧。“帝制作礼乐（指更改郊礼、文庙祀典及庙制等），多言为尚书时所议。”“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附）会。”“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以进，帝益喜。”慢慢地，争宠中夏言胜出，位极人臣。
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点，就是胜利了便骄傲，得志便忘形。当然，这是很普遍的人性弱点，当年张璁亦然。另外，他们两人还犯了另一个共同的错误：对嘉靖的宠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理所当然被皇帝倚重。这比前一个错误更要命。他们不知道，来自嘉靖的宠信，纯粹是其权术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贯拉一派打一派，在亲手树立某人威信的同时，立刻着手引入可以牵制、削弱他的力量，过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捣乱分子”。这手法几十年不变，他从不曾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或者说，他对某人的“信任”，不过是基于对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真昧，看上去的宠信，对他来说始终是加速其人败亡的绝佳手段。他甚至纵容和鼓励志骄意恣、自我膨胀。他用各种小动作来强化权臣被无限信赖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们的职、授予铸有特殊表彰词汇的小银章、赐诗、故意单独说一些私密的贴心话……他就这样诱导别人，让他们忘乎所以。很奇怪，张璁、夏言本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却都不曾识破，都上了当。他俩大红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颐指气使，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从而给自己快速倒台铺平道路。
轮到严嵩上台，这才终于出现一个将嘉靖心思看得比较透的人。
对付严嵩，嘉靖的手法没有改变；仍旧拉一派打一派，仍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对前者，严嵩无可奈何，嘉靖是怎样培植徐阶充当对立面，对他实行箝制，他尽收眼底，唯一办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能逃出张、夏模式，任首辅达十五年不倒，关键是做人。某种意义上，嘉靖遇到严嵩，才是棋逢对手。嘉靖心法阴柔，严嵩也深谙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设的圈套，严嵩一概不钻，很早就远远避开。
或者吸取了张、夏的教训，或者严嵩本人处世哲学使然，总之，严嵩是唯一发迹前后做人没有明显变化的人。之前他夹着尾巴，之后也没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依然低调，甚至愈加谨慎仔细。
嘉靖不视朝，隐居，但耳目遍布，经常派人秘密打探诸臣动静虚实。夏言和严嵩是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得到的情报，都反映说严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别是精心地为皇上写青词，而夏言却往往呼呼大睡。也许严嵩有“反间谍”知识，买通了内线；也许并非伪装，而确实是很小心地对待差事。
至少以下记述，不是出于事先伪装：入阁后，严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尽管史官用了所谓“春秋笔法”，语涉讥讽，暗示终于爬到高位，使严嵩产生一种与其六旬高龄不相称的亢奋；但我的解读却是，实际上，严嵩深知“高处不胜寒”，为此他打起精神，终日悚慎，未敢稍怠。鉴于他的表现，嘉靖特颁发银质勋章（“银记”）一枚，上铸“忠勤敏达”四字。
严嵩的戒备是全方位的。夏言败后，有一年多时间，内阁只剩严嵩自己。在别人——例如张璁、夏言甚至徐阶——恐咸求之不得，严嵩却坐卧不安。他主动请示嘉靖增补阁员，后者则不予理会。总之，不论嘉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他让严嵩独相一年多。其间，严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丝毫没有翘尾巴。当他再次打报告请求恢复内阁建制，嘉靖很满意地加以批准，同时还将人选定夺权交给严嵩。严嵩不曾上当，他谦恭地表示，这件事只应“悉由宸断”，“伏望圣明裁决……非臣所敢议拟。”
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间不露声色地展开。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然而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交代一下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对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约也会用这理论来反思，甚至视为一个例证）。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以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
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一码事。
他的信条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聪明的极致，不在于对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满足其虚荣心和统治欲，而在于对政敌、同僚甚至下属也不惜示弱。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再过两年，把首辅位子也一并交给他。一退一进、一去一升之间，夏言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像只涨红了肉冠的斗鸡。另一边，严嵩屁股还不曾将首辅位子坐热，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辅之职交还给他。这样一种挑拨离间，令夏言视严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错误地解读了嘉靖再任其为首辅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宠的信号。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排挤严嵩，“颇斥其党”；不仅如此，还搜集严子世蕃的罪证，欲予严嵩致命一击。严嵩闻讯，二话不说，认栽服输，率子亲赴夏府，“长跪榻下泣谢”。在严嵩，忍辱纳垢，不耻此行；在夏言，要的则是虚骄心理之满足，亲见对方摇尾乞怜，便觉人生莫大享受，“乃已”。严嵩龌龊，夏言假公济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论官场角逐，夏言确非严嵩对手。
勇于示弱、抑己扬人，是严嵩在官场打拼的看家本领。不单对皇上如此，对夏言如此，就连位在其下的徐阶，也可以低回眉目。在其政坛生涯晚期，徐阶上升势头明显，出于对嘉靖的“政治操盘技巧”的深刻了解，严嵩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为此，他完全置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于不顾，就像当年对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样，也在家中专为徐阶摆了一桌。席间，他把家小一一唤出，让他们罗拜于徐阶之前，自己则捧起酒杯，说出这样一番话：“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阶乃自己死敌，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脸人”，示弱总不会错，有朝一日真到徐阶得势之时，念及今日，下手当不至于太绝。
由这许多的细节，我们无从去想象通常是势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权奸的形象。所谓权奸，可以低三下四、吞声忍气、乞怜哀悯么？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严嵩远远没有达到权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权奸。他只是一个小人兼蛀虫。在权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间，他总共就做了两件事：第一，竭尽智虑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职权去捞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从不具备虎豹豺狼的威势和力量，他仅仅是一只提心吊胆而又机灵的老鼠。而耗子的胸腔，无法长出一颗强悍的心。
严嵩一生悲喜剧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角色，此即严世蕃。严氏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严嵩膝下唯一独苗。但他对于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乎此。此人体肥貌丑，不仅是独苗还是独眼龙，但聪明异常，博古通今。严嵩才学，在政界已属翘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的中晚期统治，采取神经战术，把政治变作语言游戏，而以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明处，隐约其辞让人去猜，还特别喜欢卖弄学问，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夹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虽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却多数应付不了嘉靖，对其旨意的解读时有偏失。严嵩本来脑子就好使，又仗着在钤山苦读十年的积累，领会旨意的能力强过同僚，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嘉靖“道行”加深，竟连严嵩也渐渐觉得学问不够用了。于是，严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载：
<small>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small>
“一览了然”是聪明博学，“答语无不中”是效果神奇。确实厉害。三番五次如是，严嵩根本就离不开这宝贝儿子，以后遇到下属呈上对皇上交代之事的处理意见，一律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东楼，世蕃别号）。”可是这位东楼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严嵩纵然急得抓耳挠腮，也得等着他酒醒之后给出意见。严嵩的许多恶名，收受贿赂、侵夺人田等，实系世蕃所为，邹应龙攻倒严嵩，首先也是从世蕃这里下手。有子若此，对严嵩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人云严嵩“溺爱世蕃”，可能，独子嘛。但实际上，他们之间，除骨肉父子，还是政治父子。严嵩应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着这一点，有恃无恐地胡来，严嵩拿他没办法。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严嵩连严世蕃醉酒误事都管不了，遑论其他？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万不可忘记那个躲在西内，用打哑谜的方式与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驭人的心理战的嘉靖皇帝，万万不可忘记将皇帝每一句话都变成至高无上真理的君主极权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世上本无严嵩，更不会有严世蕃。
严嵩的垮台说明再精明的人也有软肋。嘉靖做皇帝是个高手，一辈子深得“南面为君”诀窍，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对道教的迷信。对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这件事上。对于道士，他言听计从，很少怀疑，包括有人拿黄白术骗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赖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有一天，这道士趁扶乩之机，假充神祇对嘉靖抱怨说，现在朝政不好，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问，究竟谁贤，谁不肖？“神仙”（蓝道士）答道：“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如嵩。”这一幕疑点很多。虽然史无明据，但玩味个中细节，我总觉得这是精心构思的计策，很可能出自徐阶。蓝道士真有忧国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实在太多，哪一条也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紧，他却这样直奔主题，使徐阶成为他的批评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甚至借围棋术语说“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做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批示是这样的：
<small>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small>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许多必然性。由下面一个时间表，约可看出端倪：
<small>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三月，夏言下狱。十月，夏言被杀。</small>
<small>嘉靖二十八年二月，进徐阶为礼部尚书。</small>
<small>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small>
<small>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small>
这个时间表，极典型地将嘉靖对政局的操盘手法表示了出来。利好、利空，买进、卖出，垃圾股、绩优股、潜力股……一目了然。该抛盘时，毫不留情；该拉升时，手法凌厉；看涨时已为将来出货做好准备，并预先选下替代品种。夏言刚被杀，严嵩刚失去对手并坐稳了首辅的位子，嘉靖马上着手为严嵩培养对立面，甚至提拔轨迹都如出一辙——第二年，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四年从礼部尚书过渡到内阁，完全是当年夏言、严嵩升迁路线的再版。毫无疑问，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阶的出现，就意味着嘉靖已经为严嵩安排好了后事。
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内，都不曾预见到严嵩这只“强势股”坚挺了如此之久。他太会炒作自己，不断对嘉靖构成新的“题材发现”，不断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让嘉靖这样一位喜新厌旧、酷爱“短线作战”的玩家，始终难以割舍。直到严嵩罢相后，嘉靖犹意惹情牵，下令群臣有关严嵩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起波澜。嘉靖之于严嵩，一直不能摆脱特殊的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严嵩的恭顺、称旨，无人可比，对此，嘉靖发自内心地喜爱。但另一面，禀性、嗅觉和对权力本质的独到解读，则使他实在不能放松警觉，即便对严嵩一百个称心，他也还是会去挖其墙脚、掺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销蚀严嵩影响的力量——徐阶的价值即在于此。他一面做出“浸厌”严嵩、“渐亲徐阶”的姿态，鼓励后者对严嵩发起挑战，一面又在徐阶指使同党频频攻击严嵩的情形下，对严嵩表示宽容，“不问”、“慰留”。嘉靖希望在这鹬与蚌之争中间，独自得利。
嘉靖机关算尽，却未能使势态尽如己愿。因为任何事情总有惯性，到一定时候，必然无法控制。徐阶由挑战严嵩的鼓励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实际上超出于嘉靖想要的分寸之外，变作一种独立的能量。谈迁说：“（徐阶）阴计挠嵩权者久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能达到目的，则不择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寿宫毁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宫。严嵩作为当家人，了解财政状况难以支持这样的工程（嘉靖多年来在这方面已花费太多），但他一时糊涂，竟提议嘉靖迁往曾经幽禁过英宗的南城斋宫，嘉靖很生气。徐阶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修建新宫，大获嘉靖欢心。在这件事上，严嵩没有愧对职守，徐阶的表现才更像一个奸臣。从此，嘉靖的天平严重倾往徐阶一边，要事基本不问严嵩。积聚在徐阶心中必欲取严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们都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严嵩发现渐渐失势时，宴请徐阶，命家人罗拜于前乞怜的举动。徐阶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从流放途中逃脱的严世蕃，潜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阶及其党羽决心不再纵虎归山，他们精心草拟起诉书，一定要置严世蕃于死地。但是，当徐阶接到诉状时，却怪声问道：“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摇头，徐阶指着诉状说：“沈、杨之案，严嵩都是依旨而办，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是暴露圣上的过失，结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边说，一边“为手削其草”——亲自动手改写诉状，删去有关沈杨之案的内容，着重叙述严世蕃收受倭寇首领汪直贿赂、听信所谓南昌有“王气”之说而建宅于兹等谋反情状。嘉靖看了诉状，震怒，“遂斩于市，籍其家”。
严嵩与夏言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们，同属于被嘉靖驱赶到权力这座角斗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表演的角斗士。为了生存，杀死对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无所不用其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必置之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small>（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半出于无辜之民（因要凑数，人为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small>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间作家宗臣《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知识分子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的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于所谓清寒之士即穷读书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终（废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不单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史传，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一生。
他不过是嘉靖掌中兴致盎然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我们记得，嘉靖有一只心爱的“狮猫”，它的死，让嘉靖很伤心，当袁炜以“化狮为龙”的创意来纪念它的死时，嘉靖欣慰异常——他一定很欣赏这只“狮猫”戏耍猎物的性情和本领，而引为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