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份，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0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去，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税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北京已是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庭，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籽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万历说不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地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楣，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strong>明神宗朱翊钧</strong>
也即万历皇帝。他在明代诸帝中，未必是最不堪的，然而“生不逢时”，与王朝灭亡干系最大。党祸、重赋两大祸根，均于他的统治期内埋下。
<strong>明光宗朱常洛</strong>
他当太子时间最长（ 足足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则最短。父亲万历皇帝死后登基，立即陷入狂欢，日夜纵欲，仅一个月而暴毙。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实际现在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韧，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逐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以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睽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她这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癲（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表面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