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将来，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颠倒是非。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单单这一点，他就算百余年来明朝仅有的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几天，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指示吏部，立即着手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殆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