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钻空子，偷摸以为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李清，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么？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打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见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么？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当面斥责大臣：
<small>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确，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small>
<small>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small>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十九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small>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small>
不惟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后来，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也不过如此。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苛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为东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秉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small>“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small>
<small>“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small>
<small>“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small>
<small>“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small>
<small>“岂有不刑自招之理？”</small>
<small>（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small>
<small>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small>
请看他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闇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日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视，御音朗诵”。
<small>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small>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small>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small>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