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冤案无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分马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再能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十九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儿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么？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前。这令崇祯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门户和宗派利益，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对此不胜烦恼。抱着这种心理，在钱、温双方对质时，崇祯内心先自情绪化地对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更为反感，最后支持了温体仁、周延儒。
温、周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么？《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私夫乱，被钱谦益之子送至官府，杖死；为此钱谦益恨透了儿子，从此睽目，对人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因为柳如是死在钱谦益之后，而且根本不是被官府打死，是上吊自尽。但钱谦益迎降总是确凿的。明末党争，本有正邪之辨，但到最后，恐怕也蜕变为拉帮结派，令国家徒陷内耗。温、周之得逞，实在是钻了明末政坛宗派主义太过严重的空子，将崇祯对士风的不满和绝望加以利用的结果。崇祯支持温、周不对，但他对党争的不满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党争作为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没有疑问，中立的李清，就以切身感受论道：“信哉，明党之能亡人国也。”
试想，贪贿之风遍及整个官吏阶层，素日工作中又“不肯实心用事”、惯于敷衍塞责，国运多舛、群臣却把一大半心思用在争詈排陷上……这样的局面，怎么不令崇祯沮丧？
关于崇祯“有君无臣”看法的形成过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small>逆珰余孽，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被罢黜的东林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像魏徵那样的人）。且长山（大学士刘鸿训，长山人）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温体仁，乌程人）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袁崇焕下狱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宦官）。……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上（大官们）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small>
阉党余孽，唯图自保，千方百计阻挠拨乱反正；而早先积极进取的东林党人，如今变得世故滑头；宰相级大官居然私改圣旨，崇祯从此觉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争”，崇祯从此觉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焕一案，崇祯从此觉得边臣也不可信。最后整个外廷都失去了崇祯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这边厢，皇帝日甚一日地操忧勤苦；那边厢，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于宗派斗争。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至顶点。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么？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么？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small>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small>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称为亡国之君的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以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他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他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他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他明快直切，却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他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他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他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力足够深刻，如果他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于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的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的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并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strong>明末战争形势</strong>
崇祯年间，明王朝积攒下来的危机，齐发并至，集中爆发，其四面楚歌境地，由此图可知廓盖。
<strong>袁崇焕像</strong>
袁崇焕被杀，显示了朱由检轻躁苛刻。“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small>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贷，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small>
<small>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small>
<small>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small>
<small>皇上以策励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small>
<small>皇上详慎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small>
<small>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small>
<small>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small>
<small>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庭；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贼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者，未之有也。</small>
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