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琢磨着斯科特的话，好奇那究竟是真是假。难道我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深埋在脑海中吗？难道我恨不得透露什么信息？我知道，斯科特撩动了我的心弦，一种难以名状、不合礼法的感觉。但除此之外呢？如果我的脑海中深埋着什么线索，也许有人能帮我把它找出来，比如某个精神科医生，比如某个心理治疗师，比如卡马尔·阿卜迪克。
<strong>2013年8月6日，星期工</strong>
<strong>早上</strong>
我几乎整夜没有睡，一遍遍琢磨着：这样做是不是犯傻、鲁莽又毫无意义？这样做会给我惹祸吗？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昨天上午，我约了卡马尔·阿卜迪克医生。我打电话到他所在的诊所向前台指名约他；也许是我的白日梦，但我觉得前台昕上去吃了一惊。她说阿卜迪克医生可以在今天4点30分见我。这么快？我的心“怦怦”跳，感觉口干舌燥，然后一口答应下来。本次诊疗收费高达七十五英镑，从我妈妈那里借来的二百英镑恐怕撑不了多久。自从约好看医生，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我有点儿害怕，但也有点儿兴奋。我不得不承认：我心底隐隐觉得跟卡马尔见面颇为激动人心。因为一切都由他而起，只不过朝他匆匆投去一瞥，我的生活就偏离了原有的轨迹。目睹他亲吻梅根的那一刻，一切就此改变。再说我必须见他。我必须采取措施，因为警察一心紧盯着斯科特。昨天警方又找他问话；当然，警方不会承认，但网上有视频：斯科特正走进警肩，身旁是他妈妈。他的领带系得太紧，看上去勒得慌。
人人都在东猜西猜。报上说，这次警察谨慎了不少，毕竟再匆匆忙忙抓错一次会让警方下不来台。有人传闻案子办砸了，声称应该换换办案的班底。网上关于斯科特的流言更是不堪入目，离谱又恶心。有人把他第一次流着泪恳求梅根回家时的镜头截了屏，旁边则放上好些同样上过电视的凶于的照片，照片中的杀人凶于个个在哭泣，看上去正为了深爱的人备受煎熬这些凑热闹的真是没有人性，骇人昕闻。只能祈祷斯科特永远不要见到这些鬼东西，那会伤透他的心。
所以，也许我又蠢又鲁莽，但我要去见卡马尔·阿卜迪克。因为跟那些墙头草不一样，我见过斯科特，我亲身接触过此人，我了解他的本性，而他并非一个杀人凶手。
<strong>晚上</strong>
登上科利站的台阶时，我的双腿仍在瑟瑟发抖。我已经抖了好几个小时，一定是肾上腺素惹的祸，我的心就是不肯跳慢些。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看来是找不到座位了（从这里上车可没有从尤斯顿站上车那么轻松），所以我只好站在车厢中央。整节车厢活像个烤炉，我努力放慢呼吸，垂下眼神盯着自己的脚我不过是想好好调整自己的感受。
狂喜、恐惧、困惑，还有内疚。主要是内疚。
这可跟我期待的感受不一样。
等到抵达诊所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恐惧淹没：我坚信他只需瞥我一眼，就能看出我的底细，认定我不怀好意。我怕自己会说锚话，会忍不住提起梅根的名字。随后我走进了一间平淡无奇的候诊室，跟一位中年前台搭上了话，她记下我的信息，却没有正眼看我。我坐下拿起一本《时尚》杂志，用颤抖的手指翻了翻，尽力集中心神办好眼前的事，同时努力显得跟其他病人一样平庸无聊。候诊室里还有两个病人：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正在看手机，一名年纪大些的女子闷闷不乐地瞪着自己的脚，自始至终没有抬过头。即使前台叫她的名字，她也只是起身迈着小碎步走开——她显然知道该去哪里。我在候诊室等了五分钟，不，十分钟。我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候诊室里非常憋闷，我简直喘不过气，真白自己晕倒。
房门冷不丁打开了，一名男子走出了办公室。无须细看，我就知道是卡马尔本人。当初第一次见到他，我也一眼就认出那人并非斯科特，当时对方还只是一抹向她走去的身影呢，不过隐隐让人感觉身材高大、动作情懒。阿卜迪克医生向我伸出一只手。
“沃森女士？”
我抬起目光正视他的眼睛，顿时感觉仿佛触电一般。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又暖又干又大，整个儿覆住了我的手。
“这边请。”他说着示意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乖乖照办了，一路都觉得恶心头晕。我在重蹈她的覆辙·她曾经做过这一切。她曾经坐在他的对面，就在那张他让我坐的椅子上·他也许跟今天一样双手托腮，也许跟今天一样对病人点点头，嘴里说道：“好了，今天你想跟我谈些什么呢？”
他的一切都很温暖：他的手（我握过他的手）、他的眼睛、他的声调。我在他的脸上细细搜寻着蛛丝马迹：对方是否正是那个砸碎梅根头颅的万恶禽兽，是昔日那个曾经失去家人、背负伤痛的难民呢？一丝迹象也看不出来。而且有那么片刻，我竟浑然忘我，也忘了白他。我坐在诊疗室里，心中不再恐慌，用力咽下一口唾沫，竭力记起自己的台词。我告诉他，我已经酗酒四年了，酗酒害我失去了婚姻、工作和健康，我担心它可能还会害我失去理智。
“我记不起来事情。”我说，“我会失忆，不记得自己去过哪里，做过什么。有时我怀疑自己闯了祸，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如果……如果事后有人告诉我我的言行，昕上去却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记得某事的话，你又怎么会觉得应该为此负责呢？所以我从不觉得有那么难受。我感到愧疚，我造的孽……被抹掉了，就像那不是我造的孽一样。”跟他见面才几分钟，我已经一股脑儿向他倾吐了许多真相。我倾吐得分畅快；我早就想对某人倾吐这一切了。但对方不应该是他。他倾昕着，明亮的唬白色眼睛凝望着我，叠着双手一动不动，既没有环顾房间，也没有记笔记，只是一味倾昕。最后他终于微微点头，说道“你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如果想不起来，你又觉得很难为此负责？”
“没锚，正是这样，一点儿也没锚。”
“这么说吧，我们如何承担责任？你可以道歉。即使不记得自己犯的锚，那也并不意味着你的道歉以及背后的情绪并不真挚。”
“但我希望有所感觉，感觉……更难受。”
说出口显得有点儿诡异，但一直以来，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难受得还不够。我知道我该负责，我知道自己犯的锚，即使我不记得细节；但与此同时，我与那些举动之间似乎又隔了一层。
“你认为你应该比现在更难受？你为自己的锚误付出的代价还不够？”
“是的。”
卡马尔摇摇头。“瑞秋，刚才你告诉我，你失去了婚姻和工作，你不认为你已经被罚得够重了吗？”
我摇摇头。
他在椅子上往后仰。“我认为，也许你对自己太苛刻了一点儿。”
“我没有。”
“好吧，好吧。我们能谈谈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吗？你说那是……四年前？你能跟我讲讲那段时间吗？”
我不愿意。我还没有彻底拜倒在他温暖的声音和温柔的眼神下，我还没有那么绝望，我不会把真相通通告诉他，我不会告诉他，我多么渴盼宝宝。我告诉他，我的婚姻如何破裂，我陷入了抑郁，我一直贪杯，但当时局面一下子失控了。
“你婚姻破裂，所以是……你离开了你的丈夫，还是他离开了你，还是……你们只是分了手？”
“他出轨了。”我说，“他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坠入了爱河。”他点点头，等我继续往下讲，“不过那不怪他，那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这么说？”
“嗯，我开始酗酒是在他出轨之前……”
“这么说，你丈夫出轨并不是导火索？”
“不是。当时我已经开始酗酒了，这个毛病把他从我身边推开，这也是他不再……”
卡马尔等待着。他没有催我继续往下讲，只是任由我坐在那儿，等着我把话说出口。
“他不再爱我的原因。”我说。
我真恨自己在他面前哭；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卸下心防。我不该谈起真相，我原本应该拿一套编好的说辞和一个假身份来找他，原本应该好好准备。
我真恨自己凝望着他，居然有那么片刻相信他真心体恤我。因为他凝望着我，仿佛并非同情，而是理解，仿佛他确实想对我伸出援手。
“这么说来，瑞秋，的酒是在你婚姻破裂前开始的。你认为你可以找出的酒的根本原因吗？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力到。对某些人来说，那只是一步步陷入抑郁或上瘾的状态。对你来说有什么具体原因吗？丧亲之痛，或者别的挫折？”
我摇摇头，耸耸肩。我可不打算告诉他；我不会告诉他。
他等了片刻，接着瞥了一眼桌上的时钟。
“也许我们下次再接着聊？”他说着微微露出笑容，我顿时感觉后背窜过一股寒意。
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涵暧：他的手，他的眼睛，他的声音，只有他的笑容例外。当他露齿而笑时，你可以看出他身上的杀机。我瞬间胸口发闷，心跳再次在耳边隆隆作响，没有搭理他伸出的手就走出了他的力公室。我不敢碰他。
我理解，真的。我能看出梅根为什么倾心于他，那可不仅仅是因为他英俊过人。他沉着、可靠，整个人透出一种宽容的善意。如果天真无邪、容易轻信的话，如果内心备受困扰的话，也许就看不穿那层假面具，也许就看不出在平静无波之下，他却是一头恶狼。我理解：几乎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也拜倒在他的脚下。我对他敞开了心扉，忘了他是谁。我背叛了斯科特，背叛了梅根，我为此深感内疚。
但最重要的是，我深感内疚，因为我还想再去找他。
<strong>2013年8月7日，星期三</strong>
<strong>早上</strong>
我又做了那个梦。梦中我犯了错，所有人都站到汤姆那边跟我作对。我无法解释，甚至无法道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半梦半醒之间，我想起了四年前发生的一场争吵，那是在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试管授精失败后，我提出再试一回。汤姆告诉我付不起费用，而我没有质疑。我知道我们付不起，我们要还一大笔按揭，他还欠着债（谁让他父亲哄他做了一笔烂生意呢），我只好昕天由命。我只能盼着有朝一日把钱攒够，与此同时，每次遇见怀孕的陌生女人或昕见别人的好消息，我就不得不把热辣辣的眼泪往肚子里吞。
试管授精失败过了几个月，汤姆告诉我要去拉斯维加斯旅行：待四个晚上，看一场拳击大赛减减压，去的只有他和几个昔日旧友，几个我素未谋面的人。我知道那趟拉斯维加斯之旅价格不菲，因为我在汤姆的电邮收件箱里见到了预订航班和房间的收据；我不清楚拳击赛门票要花多少钱，但可想而知便宜不了。总花费倒不足以做一轮试管授精，但好歹能攒下一笔吧。我们翻天覆地吵了一场。我不记得细节了，因为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喝酒，好给自己打气以便当面质问汤姆，于是事情变得再糟糕不过。我记得次日他的态度是多么冷漠，他不肯跟我聊。我记得他用平淡而又失望的语气告诉我，我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如何把我们的镶框结婚照摔得粉碎，如何怒吼着斥责他无比自私，说他是个窝囊废丈夫，成不了事的废物。我还记得那天我有多么恨自己。
当然，我不该对他说那种话，但现在回头一想，我的滔天怒火并非没有理由。我完全有理由恼火，不是吗？我们明明在备孕，难道不该准备好做出牺牲吗？如果能怀上孩子，我甘愿缺只胳膊或者少条腿。他居然不能不去拉斯维加斯度周末？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接着起身决定去散散步：如果不找点儿事做的话，我就要打街角小酒铺的主意了。从周日以来我还没有碰过酒，心里正左右为难：一边是极其盼着喝上几杯，一边是隐隐有点儿成就感，觉得半途而废实在丢人。阿什伯里并不是个散步的好地方，这里全是商店和郊区，连个像样的公园也没有。我穿过镇中心：四周无人的时候，从镇中心走并不算太糟糕。诀窍在于给你自己下个套，让自己相信正去往某处，挑个地方往前走就行。我挑的是“快乐路”前方的那间教堂，离凯茜的公寓约有两英里，我曾经去那里参加过戒酒互助会。我不愿意去本地区的教堂，免得一不小心遇见某些会在大街上、超市里或火车上遇见的人。
走到教堂，我又转身大步往家里走去——这个女子有事要做，有地方要去；她很寻常。我审视着途经的人们，想知道他们心里藏着什么秘密：两个背着背包跑步的男子正在做马拉松训练；一名身穿黑裙子、白色运动鞋的年轻女子，手袋里装着高跟鞋，正赶去上班。他们不断前行是为了不再酬酒吗？他们在琢磨昨天碰面而且准备再次见面的杀人凶手吗？
我并不寻常。
看见它时，我离家只差一小段路。我陷入了沉思，琢磨着跟卡马尔见面时能找到什么线索：我真的打算趁他碰巧离开房间的时机翻遍他的抽屉吗？诱使他说出内情，带他向危险的境地一步步走去吗？很有可能，他比我聪明得多；很有可能，他会发现我意图不轨。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上了报纸，他必须提防那些想从他身上套取信息的人。
我正低头琢磨，眼睛盯着人行道，道路右侧却出现了那间小小的“Londis”便利店。我尽力不抬头看它，免得勾起非分之想，谁知道眼角却瞥到了她的名字。我抬起头，那行大字赫然在目，一份小报的头版写着：婴孩命丧梅根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