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我做了错事。这时他放开我的手，起身沿着铁轨的方向走了几步，接着才扭头望着我。“什么错事？”他问道。他的声音波澜不惊，但我能听出他正竭力克制。
“过来坐到我身边，”我说，“好吗？”
他摇摇头。“什么错事，梅根？”这次他的声音响亮了些。
“有一段……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曾经……有过别人。”我没有抬起眼神；我无法正视他。
他低声骂了几句，但我没有听清。我抬起头，他已经转身面对着铁轨，手贴在太阳穴上。我走到他身后扶住他的腰，他却猛地闪身躲开我扭头进屋，根本没有正视我，嘴里唾道：“别碰我，你这小婊子。”
那时我真该让他走，给他时间回心转意，但我做不到。我还盼着从坏消息说到好消息呢，所以紧跟着他进了屋。
“斯科特，求你了，听我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现在一切已经结束，断得干干净净，拜托你听我说。拜托……”
他一把抓起他深爱的二人合影（也就是我送给他当作结婚两周年纪念礼物的镶框照），用尽全身力气砸向我的头。合影在我身后的墙上撞得粉碎，他向我冲过来，攥住我的上臂把我狠狠地抛过屋子，抛向对面的墙壁。我的头撞上了墙，斯科特向前迈出一步，伸出前臂压住我的咽喉，一言不发地俯下身，俯得越来越低。他闭上了眼睛，免得亲眼见我窒息。
刚刚收拾好行李，我却又立刻打开旅行袋，将行李一股脑儿全放回抽屉里：如果带上行李的话，斯科特不会放我走出家门。我必须两手空空地离开，只带手机和手袋。但我又改了主意，把行李通通塞回旅行袋。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我知道我不能待在这儿。我闭上眼睛，还能感觉到他的手紧紧地扼住我的咽喉。我知道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逃，不再躲，但今晚我不能待在这儿。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缓慢而又沉重。过了很久他才上了楼，通常他身轻如燕，但今天的他仿佛正一步步登上绞刑架，我只是说不清他是前来受刑还是行刑。
“梅根？”他并没有开门，“梅根，很抱歉对你动手，我很抱歉伤了你。”我能听出他语带哭声。真让我火冒三丈，让我想飞出去挠花他的脸：“对我下了这种毒手，你居然还有脸哭。”我勃然大怒，真想对他大吼，让他从门边滚开，从我身边滚开，但我一声也没有吭，因为我并不是个傻瓜。他有理由恼火，而我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理清思绪——我可是在为我们母子两人着想呢。这场争执给了我力量，让我更加下定了决心。我听见斯科特在门外求饶，但我无暇顾及，眼下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衣柜深处三排标记得清清楚楚的鞋盒下方有个写着“红色坡跟靴”的深灰色盒子，盒中有只即付即用型的旧手机。那是我几年前买的老古董，一直留着以备不测。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碰它了，但今天正是它的用武之地：我要摊牌，要把一切摆上明面，不再撒谎，不再隐瞒。让“孩子爸爸”承担责任的时候到了。
我一屁股坐到床上打开手机，暗自祈祷它还有点儿电。手机亮了起来，我顿时感觉肾上腺素飙升，头晕恶心还有点儿耳鸣，简直跟嗑药嗑多了差不多。想到要跟他摊牌——跟他们摊牌，我居然喜上心头：事到最后，所有人终将明白各自的立场。
我拨通他的号码。可想而知，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挂断电话发了条短信：“我必须跟你谈谈，十万火急。给我回电话。”发完后我坐在床上，等待着。
我查了查通话记录。上次用这部电话是在四月，当时通话频繁，拨出的所有电话都没有人接，时间是四月三号。当时我打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不理睬我，甚至不理睬我威胁他的那些话——我说会去他家，跟他太太聊聊。但我觉得这次他会听我的，这次我一定会逼他听我的。最开始我与他不过是逢场作戏。一度我不时会见到他，他会顺道走访画廊，抛抛媚眼调调情，一切无伤大雅——到画廊抛抛媚眼调调情的男人多的是。但后来画廊关门，我整天困在家里无聊又心痒，总得找点儿刺激，找点儿新鲜玩意儿吧。某天斯科特不在家里，我又在街上偶然遇上他，我们聊了起来，我便邀他去喝杯咖啡。从他凝望我的眼神中，我能清清楚楚地读出他的心思，于是顺势有了鱼水之欢。之后我们继续偷情，但我从未想过要跟他得成正果，我只是颇为享受被需要的感觉，我喜欢掌控局面的感觉，再简单不过，再蠢不过了。我并不希望他真正离开他太太，只希望他有离开她的心思，只希望他为我痴狂至此。
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相信我们并非逢场作戏，相信我们天造地设。但一旦动了这种念头，我便感觉到他开始退缩。他不再发短信，不再回我的电话，而我从未感觉如此被人拒之千里之外，从来没有。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事情又变了样，变成了一种执迷；现在我算是看得清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带着些许伤痕掉头就走，并未真正伤心；可惜一切已不再那么简单。
斯科特还在门外。我听不到他的动静，但感觉得到。我走进洗手间又拨通电话，再次被转接到语音信箱，于是我挂断重拨，又重拨。我压低声音留了条口信：“接电话，不然我就上你家找你。这次我可是当真的，我必须跟你聊聊，你敢不理我试试看。”
我在洗手间里站了一会儿，将手机放在水池边等着铃响，可惜手机屏幕死活是一片空荡荡的灰。我整理好头发、刷完牙、化上妆，脸色恢复了正常。眼睛还泛红，喉咙还在痛，但看上去没什么异样。我开始数数：如果手机在数到五十之前仍没有响铃，那我真的会去他家敲响房门。电话铃没有响。
我把手机塞进牛仔裤口袋，快步走过洗手间打开门。斯科特坐在楼梯平台上，耷拉着脑袋，双臂抱着膝盖。他没有抬头看我，所以我径直经过他身边，屏住呼吸一溜烟跑下楼。我担心斯科特会从身后抓住我推搡我，却听见他站起身大声喊道：“梅根！你要去哪儿？要去找你的情人吗？”
我在楼梯尽头转过身。“我没有什么情人，好吗？已经断了。”
“等一等，梅根，拜托你别走。”
我不想听他乞怜，不想听他那副怨妇腔——我的喉头还火烧火燎地痛着呢。
“别跟着我。”我嘶吼道，“如果你跟着我，那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你明白吗？如果我转身看到你在我身后，那你今后休想再见到我。”
摔门而去时，我听见他高声喊着我的名字。
我在屋外人行道上等了几分钟，以确保斯科特没有跟来；然后才沿着布伦海姆路向前走去，刚开始走得飞快，接着越来越慢。走到23号房时，我泄了气：我还没有准备好上演如此狗血的闹剧，需要一分钟定定神。嗯，需要几分钟吧。于是我继续往前走，经过23号、地下通道、火车站，一直走到公园才又拨通他的号码。
我留言告诉他，我在公园等他，但如果他不赴约，我会找上门去。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晚上气候宜人，7点钟刚过，但室外温暖而又明亮。一群孩子还在秋千和滑梯上玩耍，父母们站在旁边聊得不可开交。一切显得如此平常，而我遥望着人群，心中涌起一股寒意：斯科特和我将不会带着我们的宝贝女儿到这里玩耍，我实在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一幕，至少眼下无法想象，在我走出刚才那一步之后。
今天早晨我曾确信摊牌将是最佳出路；不仅仅是最佳的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不再撒谎，不再隐瞒。当斯科特动手伤我时，这个念头越发坚定。但此刻独自坐在这儿，斯科特不再雷霆大怒，而是伤心欲绝，我却不再认为摊牌是个好办法。那不是坚强，那是鲁莽，眼下压根儿说不清我已经闯了多大的祸。
也许我所需的勇气并不在于讲出真相，而在于一走了之。离开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安于室，远远不止于此。为了肚子里的宝宝和我自己，也许此刻正是离开之时，离开他们两个人，抛下一切；也许逃之夭夭和人间蒸发正是我所需的一切。
我起身绕着公园走了一圈，有些盼着手机铃响，又有些害怕它响。不过它始终一声不吭，我倒是挺开心。这是个征兆。我掉头沿着来时的路往家里走。
刚刚经过车站，我便一眼望见了他。他正疾步迈出地下通道，端着双肩握着拳头，我忍不住高喊出声。
他转身面对我。“梅根！见鬼了，你……”他满脸怒气冲冲，却又招手让我过去。“快点儿。”我走过去时，他说，“我们不能待在这儿。车在那边。”
“我只不过得……”
“我们不能在这里聊！”他厉声道，“快点儿。”他拽了拽我的胳膊，接着柔声说，“我们开车去个安静的地方，好吗？去个可以聊聊的地方。”
我钻进汽车，扭头瞥了瞥他刚才所在的方向。地下通道里黑漆漆的，但我仿佛望见一个人影躲在暗处——有人在窥伺着我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