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small>
一时振聋发聩。朱元璋有嗜杀之名，但过去只注意到杀人多，却不曾留心所杀的主要是什么人。经孟森点拨，再去查证史著，果然。汗颜的同时，从中领悟到，读史确不宜粗。
除了嗜杀，他还有一个嗜好：嗜俭。在中国，政治家节俭，往往是道学面孔的一部分，公开示人以俭，公众视线之外，其实颇为侈费。朱元璋不是这样，他的节俭，不是为“垂范天下”做做样子，是穷惯了，是“积习难改”。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贵重石材）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顶不下来的。
在朱元璋，“不知奢侈”，未必是觉悟和境界较别的皇帝有多高，可能确因苦出身。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降军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说得很实在。然而跟他出身相类者，毕竟以容易腐化为多，而且腐化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也最惊人。所以对朱元璋的不腐化，我们还是得“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更多看到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面。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这“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对皇帝来说显得古怪精灵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出卖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说起来，精神高度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民本”那一套，但实际做法是他的独创。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small>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small>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云云，我们或有异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无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