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的评论，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先生的这个观点，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暴君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此称号。而朱元璋，不论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历来新朝新君喜欢挂在嘴上、口惠而实不至的“与民休息”，在朱元璋那里却是其治政的切实出发点。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都得利受惠。我觉得他尤其应被称道的，是不好大喜功、不靡耗国力、不浪费民财，无意于什么雄才大略、丰功伟绩、万邦膜拜等虚荣。这些对中国那些所谓“有作为帝王”，从来是无法抵挡的诱惑，然而终洪武朝三十一年，在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丝毫未见这种自我膨胀，尽管作为“光复中华”的帝王，他似乎很有理由膨胀一番。他牢牢把握一点：不扰民、让百姓安稳地生活。所以，当我们回味洪武时代，会惊讶于它非常平淡——没有奇迹壮举，没有伟大工程，没有征伐，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事情。与许多开国君主相比，他简直是过于安静的皇帝。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惨无人道地对待贪官污吏，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打压官吏，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暗中怎样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如何影响了他为政？
当然，还有比记忆和心理更重要的因素。
<strong>中山王徐达</strong>
徐达，明开国武臣第一，有古大将之风。他的死也很蹊跷，据说死于朱元璋赐膳之后。此当然不载于正史。
<strong>韩国公李善长</strong>
明建国功臣第一，明代制度制订者，朱元璋曾将他比为汉之萧何。七十七岁牵胡惟庸案，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