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京剧《法门寺》刘瑾造型</strong>
京剧中太监人物， 一般以丑角充之。在《法门寺》中，刘瑾却以花脸应工，实际上，太监的喉咙是发不出那般雄壮的声音的。同样，头上也不可能顶着王冠。这都是合理的夸张。因为刘瑾虽非王爵，却人称“九千岁”，阉人的嗓音无从表现他的权势。
弘治生母姓纪，普通宫女。成化在宫中偶然遇见，宠幸了一把，于是怀上弘治。万贵妃耳目甚众，消息自然首先传到她耳内。好几年了，凡有这种事情，万氏总是一视同仁的。她随即派某婢前去下药，或者弘治命大，或者中药不像西药十拿九稳，结果药到根未除，而那位婢女终于也觉不忍，就没有将实情回禀万氏，只说纪氏本人病得一塌糊涂快要死了，万氏轻信未疑。等到弘治生下来，消息再次传到万氏那里，万氏大怒，改派太监张敏去把婴儿淹死。弘治再次命大，张敏寻思：“上未有子，奈何弃之？”也背叛万氏，密为安排，将弘治母子隐匿在宫中某不为人知处所，暗中给予食物，令其母子得以活命。这故事发生在成化六年，张敏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上下一直被瞒着，直到成化十一年某日，张敏为成化梳头时，成化对镜叹曰：“老之将至而无子！”听到这话，张敏突然伏地奏道：“死罪，万岁已有子也！”成化目瞪口呆，忙问子在何处。张敏再奏道：这事说出来奴才就死定了，只是恳请皇上千万为皇子做主！
下面的情节，《明史》写来甚是凄惨：
<small>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乘小舆，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small>
“发披地”，是因弘治出生以来，为防泄露行迹头发都不敢剪，那样子完全是个小野人，如今长到六岁，终见天日，并且随即被立为皇太子。据说万贵妃闻知成化父子相见的消息后，“日夜怨泣”。皇太子她总算不敢加害了，纪氏和太监张敏则难逃厄运；当年六月，纪氏突然“暴薨”，张敏出于恐惧也吞金自尽，一场真实的“狸猫换太子”式宫庭传奇以此收场。
说起来，弘治真够可怜的，经历着如此可怕的童年。在母亲腹中，即因万氏下药致其生下以后头顶有寸许处根本不生毛发；本已先天不足，以后又藏匿暗室，苟且偷生，营养严重不足。身体孱弱可想而知，而担惊受怕投在心理上的阴影，更非可以消除者。虽赖张敏保全住了性命并终见天日，恐惧却未随之远去；数月以后，生母不明不白地死去，明明忠心耿耿、立有大功的张敏也畏而自尽，说明环境依旧险恶。母亲死后，弘治被祖母周太后置其宫中所养，幸如此才得保全，但余悸实际上一直缠绕着他。一次，万贵妃召弘治去，说请他吃饭；临行，老太后特意叮嘱：“儿去，无食。”到了那里，万氏先赐饭，弘治答道：“已饱。”再送上汤羹，弘治不知如何回绝，竟把真话说出来了：“疑有毒。”一个不过几岁的小孩子，心里面始终装着被人下毒的疑惧，该是怎样阴暗的体验！
这使他在肉体和性格两方面都成为一个非常柔弱的人。
这柔弱，加上不幸的童年，意外地带来一个不太坏的皇帝。政治上，弘治是明代诸帝中作恶较少的一位。由于身体不行，此人欲望不强，甚至偏于寡淡，他在女人和性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超脱或曰“高尚”，实由此来。他父亲成化皇帝时代，有个大臣叫万安，以进房中术和拍万贵妃马屁，爬到了大学士高位上。弘治登基，万安相信以房中术邀宠必当屡试不爽，于是照样给弘治来了这么一手，将他多年对房中术的心得写成奏疏，封在小盒子密呈弘治，弘治见后即命太监怀恩拿着小盒子到内阁办公处，当众斥问万安：“这像一个大臣做的事吗？”搞得万安无地自容。这故事历来都被当成弘治锐意澄清吏治的例子，不过，倘允许我们以“小人之心”另做揣度，恐怕万安也搞错了对象。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弘治实在没法儿热衷于实践什么房中术；以他的身子骨，不要说搞女人，寿命的维持已很吃力，最终只活了区区三十六岁。
至于其与张后的关系，似应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不必排除起初他在感情上对张氏确实比较依赖，盖因自幼遭际太苦，六岁甫离苦海又遽丧生母，忠仆自尽，过几年老祖母也弃之而去，凡是他以为爱着他的人，皆不在人世，当是时也，足可想见弘治与张氏成婚意味着什么。极度的孤独令他一度视张氏为最大慰藉，而不济的身体客观上又使他对广纳嫔妃毫无兴趣，事情无非如此。
其次就是他懦弱的性格在起作用了。弘治与张后感情究竟怎样？我研究的结论，是早先不错，后来很差。因为张氏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即便不提正德身世这桩悬案里面的种种纠葛，单看张氏的为人，弘治也不可能从她那里感觉到多么幸福。张氏两个亲弟弟鹤龄和延龄，在她的纵容下无恶不作，是明史外戚里数一数二的流氓；他们的母亲金夫人也是丑类，利用女儿的地位，吃贿吞赂。张家兄弟素日里欺压良善的不法之事就不提了，单看他们在宫中所为便可知他们嚣张到何等地步。某年大约是元宵节吧，二张入宫与弘治、张后等共饮观灯，中间弘治起身如厕，将皇冠除下交给一旁伺候的内侍；弘治刚走，二张便上前把皇冠夺过来，当众顶在自己脑袋上，以为戏耍，简直是狗胆包天。据说那个张延龄甚至曾经借酒奸污过宫女。诸如此类根本属于太岁头上动土、羞辱和挑战帝权的行径，二张都做得出来，没有张后的纵容是无法想象的，由此亦可窥出张后对老公实在很不尊重，民间夫妻尚知彼此维护，而张后对弘治却只有蔑视。弘治虽弱，却不傻，以上情节他事后均有所闻，他难道不觉得奇辱？难道不知二张所为症结是在张后的纵容？难道看不出自己在张后内心占据着何等可怜的地位？
所以在与张氏的生活之中，弘治非但不可能“相得甚欢”，至少是憋着一肚子气。这股鸟气搁在别的皇帝身上，早就发作了，但弘治性情太弱，从小习惯逆来顺受。他采取的办法是很没有阳刚之气的，有几件事的处理可见一斑。
一次，张后突然提出做珍珠袍，并指名让弘治差太监王礼去广东采办珍珠。弘治大约早有经验，一听就知有猫腻。他审得实在，果然是王礼用几千两银子贿赂张母金夫人讨这差事，借机到地方上大捞一把。弘治先让人到内府找来足够的珍珠应付了张后，然后背地里把王礼叫来痛责一顿：“这遭且将就罢，今后再敢来说，必剥皮示众！”
再一次，张家兄弟麾其家奴在外侵夺民田，之后又操纵司法，受害者有冤难伸。事情传到弘治耳中，他派太监萧敬调查后得知事情属实，依律办了张氏家奴。萧敬回宫复命时，正赶上帝后二人用膳。张氏当即柳眉倒竖，骂萧敬道：外庭那些官员跟我们为难也就罢了，你这狗奴也学他们的样儿！张氏一骂，弘治居然也跟着把萧敬臭骂一通；过了一会儿，张后离去，弘治忙把萧敬叫到近旁，道歉说：“适所言，非我本意。”还拿出白金五十两赏赐萧敬，说什么：刚才自己与皇后偶然拌了几句嘴，所以迁怒于你，你不要当真，这些钱是给你压惊的。（“偶与后有怒，言特戏耳。恐尔等惊怖，以此压惊。”）
又一次，在皇家别墅，也是家族内部的聚会，弘治、张后、太子朱厚照、金夫人以及张家兄弟聚饮。这时，二张在外面已经闹得极其不像话，屡屡引起朝臣弹劾。酒及半，张后、金夫人与朱厚照入内更衣，趁这工夫，弘治装作出外游赏，招呼二张同行，走得稍远，弘治把张鹤龄单独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什么，“左右莫得闻，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自是稍敛迹。”应该是讲了一些很重的话。
以上几件事过程中，弘治如出一辙，表达真实看法，全部偷偷摸摸背着张后，亏他还是皇帝，连男人都不像！但这也怪不得他，偃潜偷生的童年记忆令他生来就以弱者自居，凡事隐忍、隐忍、再隐忍，窝囊惯了。我们所要明白的只是，在他与张氏表面上相安无事的背后，埋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这冲突关系到利益、权力直至个人尊严，最终，自然关系到彼此感情。故而所谓的他们“相得甚欢”，要么是假象，要么只是某一阶段的特定情形。总体上来说，这个1487年至1505年之间中国的第一家庭绝不是幸福的。
此类情景，太子朱厚照岂能不看在眼里？外人为假象所蔽，朱厚照当不至于——毕竟那都是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懦弱的父亲和霸道而又冷漠的母亲，会给一个孩子心灵带来什么？他将凭此理解人生，深宫高墙之内，人与人之间本已只有奴役、欺压、争夺和倾轧，岂料双亲之间竟也少爱寡恩。尤其身为母亲的张后，没有予人一丝温柔感觉，处事从不见其宅心的半点爱意，心胸狭隘，唯知利己，周身充满了市井气（她出身于一个小文人家庭，看看她那母亲金夫人和两个兄弟，就可知道这家人鄙俗之至）。不论朱厚照生母悬案真相如何，张后既然在公开场合充当着母亲角色，她至少应该有模有样地履行这身份。但是，我们在史书中找不到哪怕是很简单的一笔她关爱朱厚照的描述，倒是有不少她如何偏向、庇护其娘家人的细节，这虽然也是中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一种伦理意识，却仍然给人这样的印象：张氏对于成为弘治妻子，潜意识里有一种吃亏的感受，她是在用胳膊肘向娘家拐的方式对弘治实行报复，或为自己寻找某种补偿。那么，究竟什么地方令她感到这样吃亏,而必欲借别的方面狠狠往回捞呢？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以弘治的特定情况论，很可能就是性生活太不如意!自然，这纯系猜测，聊备一解。无论如何，这个家庭没有唤起张后的柔情蜜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弘治与太子间尚不乏天伦之乐，朝罢之后，他会陪朱厚照玩耍，有时甚至领着儿子干一点稍微出格的事情，比如夜晚在宫中潜游；然而，未有迹象表明这种富于情趣的举动亦曾发生在张后与朱厚照之间，不仅如此，朱厚照与张后明显只是徒具母子名分，他后来决绝地搬离皇宫、住进豹房的行为，显示了他对象征着他的家庭和成长之地的极端厌恶。而最值得深思的是，多年后他独自死在豹房，情景凄凉；从病重不起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史家没有让我们看到作为母后的张氏守在儿子的身旁。
我们不了解朱厚照何时得知自己生母另有其人这种说法；是从郑旺在正德二年第二次发难时知道的，还是之前即曾耳闻？不论何时知道，也不论朱厚照何种程度上相信这种说法，他内心就此所受到的冲击应该都是剧烈的。一直目睹着父母貌合神离的状态，又突然发现自己身世置于扑朔迷离的疑团之中，加上对自己真实生母悲惨遭际的挥之不去的种种幻想，这一定会令他对世界产生相当的厌恶感，对周边貌似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们形成本能的不信任甚至排斥情绪。这一切反应，搁在任何人身上均为必然，正德虽为皇帝，亦同样不会被放过。当人们以后震惊于明代居然有这么一位千奇百怪的变态皇帝时，不要忘记他首先从最本质的人的意义上，经受了情感和心理的非人折磨——也就是说，不要忘记正德其人的病理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