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strong>
<strong>早上</strong>
清晨7点刚过，室外寒气袭人，但景色如此美丽，一座座碧绿而凉爽的花园连绵不绝，正等着万丈金光从铁轨旁缓缓升起，再次唤醒万物。我已经醒了好几个小时，睡不着。我失眠好几天了。真讨厌，失眠比什么都可恨，只能躺在那儿思绪翻涌。我全身发痒；我想剃个光头。
我想逃；想要驾敞篷车兜兜风，敞开车篷；想要驱车去海边，哪里的海边都好；想要在沙滩漫步。当初我跟哥哥原本打算来趟公路旅行。没错，本跟我是这么打算的。好吧，其实是本的主意，他就是个爱做梦的人嘛。我们计划骑摩托车从巴黎奔赴蔚蓝海岸，不然就在美国沿着太平洋海岸一路往南，从西雅图直奔洛杉矶。我们要循着切·格瓦拉的足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加拉加斯。如果真的跟本一起去旅行了，我就不会沦落至此，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有可能，如果真的跟本一起去旅行了，我的处境会跟现在一模一样，但却感觉心满意足。不过当然啦，我没去成公路旅行，因为本连巴黎也没去成，他连剑桥都从来没有去过。他死在A10大道上，头颅被一辆拖车的车轮蹍得粉碎。
我没有一天不思念本，对哥哥的思念无人能及。他是我生命中无法填补的空缺，恰在灵魂中央；或许一切由他而始。我说不清楚，我甚至说不清这一切究竟是源于本，还是源于之后发生的事，源于由此发生的事。我只知道前一秒我还好好的，生活美满、应有尽有，下一秒我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想逃，乱成一团糟。
所以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啦！可能有点儿诡异，但也可能很有趣。我一直觉得，当个天主教徒也许颇有意思，可以去忏悔，卸下肩头的重担，还有人告诉你说你已经得到了宽恕，前尘罪孽一笔勾销。
不过当然了，目前情形有所不同。我有点儿紧张，最近一直失眠，斯科特催着我去看医生。我告诉他，跟熟人谈这种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几乎都无法开口跟你谈呢。他却说，关键就在这里：你对陌生人可以畅所欲言。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怎么能“畅所欲言”呢？可怜的斯科特，压根儿蒙在鼓里。他爱我至深，不禁让我心底隐隐作痛。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到，反正我就会被我自己逼疯。
但我必须做点儿实事，看医生至少像是件实事。我的那些计划，摄影课啦学厨艺啦，总感觉有点儿空洞，仿佛我只是在游戏人生，而不是脚踏实地过日子。我要找些躲不开的要务，不容置疑的事情。我不能只当个主妇；我办不到。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办得到，身为主妇简直无事可做，只能等，等待男人回家爱你。要么去过那种日子，要么就找点儿事情做，好歹分分神。
<strong>晚上</strong>
我一直在等。约好的时间是半小时前，但眼下我还坐在候诊室里翻看《时尚》杂志，满脑子琢磨着要不要拍拍屁股起身出门。我知道医生看诊会超时，可谁知道心理医师也一样。都怪电影害我认定三十分钟诊疗时间一到，心理医师就会把你轰出门——看来，好莱坞电影指的并不是由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指派的医师。
我刚要告诉前台说我已经等了很久，现在就要告辞，医师办公室的门却开了。一名异常高挑、清瘦的男子出现在眼前，看上去满脸歉意，向我伸出手。
“希普韦尔太太，很抱歉让您久等。”他说。我只是微微一笑，说了声“没关系”。此刻我忽然觉得一切定会顺利，因为我只跟他待了片刻工夫，却已经感觉松了口气。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低沉温柔，略带口音（这一点我倒是猜到了，因为心理医师名叫卡马尔·阿卜迪克）。我猜他一定年过而立，不过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深蜜色肌肤的衬托下，他显得非常年轻。他的手指纤长优雅；我想象得出这双手如何搁在我身上，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它触碰我的肌肤。
我们没有谈任何大不了的事，这次诊疗不过是让双方认识一下：他问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如何惊恐发作、如何失眠、晚上如何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害怕得无法入睡。他让我详细说说这一点，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问我是否吸毒、酗酒，我告诉他这段时间我犯的是别的戒，这时我迎上了他的目光，我觉得他明白我的意思。随后我感觉自己应该认真些，于是我告诉他画廊关了门，我整天闲着，不知何去何从，花太多时间胡思乱想。他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引导几句，但我想听他开口讲话，于是即将告辞时，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梅德斯通。”他说，“在肯特，但几年前我就搬到科里了。”他明知自己答非所问，却对我狡黠地咧嘴一笑。
回家时斯科特在等我。他塞了杯饮料到我手中，让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我说，还行。他问起那位心理医师：让人满意吗，人好不好？“还行吧。”我又说了一遍，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听上去热情满满。斯科特问我，跟医生是否谈到了本——斯科特觉得这一切都跟本有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他比我想象中更加了解我。
<strong>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strong>
<strong>早上</strong>
今天我醒得很早，但确实睡了几个小时，总比上周强。起床时我几乎觉得神清气爽，于是没有去露台闲坐，而是决定出门逛逛。
恍然不觉中，这段时间我一直不爱见人，似乎只去逛商店、上普拉提课、见心理医师，偶尔去塔拉家一趟，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也难怪我焦躁不安。
我走出家门向右拐，再向左拐弯来到肯利路，经过一家酒吧——“玫瑰”酒吧。过去我们常去那里，我不记得为什么后来不去了。我一向不太喜欢“玫瑰”酒吧，那里年近不惑的夫妻太多，喝得也太多，一个个四下猎艳，试探自己是不是够胆大。也许这就是我们不再去那家酒吧的原因，因为我不舒服。我经过酒吧，经过商店，我并不想走太多路，不过是逛逛舒展筋骨。早起出门可真好，学校还没有开始上课，通勤的人们还没有开始出没，街道空空荡荡、干干净净，充满了可能性。我又左拐走到小运动场上，那是附近一带聊以充作绿地的地方。运动场上人迹寥寥，但过不了几个小时，这里就会挤满蹒跚学步的孩子以及妈妈和帮工。练普拉提的女生恐怕有一半会到这里来，从头到脚穿一身“Sweaty Betty”品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拉筋，做了美甲的双手握着“星巴克”咖啡。
我经过公园，走向罗斯伯里大街。如果在这儿拐个弯，会经过我的画廊（好吧，以前是我的画廊，现在则是一扇空荡荡的橱窗），但我不想选这条路，因为还是有点儿伤感。我曾经如此努力地经营，可惜画廊生不逢时：在郊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家才不需要艺术呢。于是我右转经过“乐购”便利店，又经过另一家酒吧向家走去。我开始心里打鼓，生怕撞见沃森一家人，因为跟他们见面总是很尴尬：显而易见，我没有什么新工作，只是不愿意继续在他们家帮忙，所以信口瞎诌了一通。
更确切地说，跟安娜见面会很尴尬。汤姆不会理我，但安娜似乎很记仇。显然，她觉得我才当了短短一阵子保姆就甩手走人，要么是因为她，要么是因为她的宝宝。其实一点儿也不关宝宝的事，尽管她家宝宝成天哭哭啼啼，确实很不讨人喜欢。事情要复杂得多，但我确实没办法跟她解释。不管怎么样，这也是我一直躲着不见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不愿意遇见沃森一家，我心底隐隐有点儿希望他们搬走。我知道安娜并不乐意住在这一带：她恨死了那栋房子，恨死了跟汤姆前妻的旧物日夜相处，恨死了那些火车。
我在街角停下脚步，瞥了一眼地下通道。那种阴冷潮湿的味道总让我头皮发麻，想象着翻开一块石头下面会有什么宝贝：青苔、虫子和泥土。这让我想起儿时在花园里玩耍，跟哥哥一起去池塘旁边找青蛙。我继续往前走。前方安然无事，不见汤姆和安娜的踪迹。说实话，我那颗期待狗血闹剧的心还隐隐有些失落呢。
<strong>晚上</strong>
斯科特打电话说他要加班，这消息可不太合我的意。我已经战战兢兢一整天了，他得回家哄我冷静下来，可现在他还要过几小时才能回来，我的脑子里思绪翻涌，等待我的只怕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总不能一味闲坐着呆望火车吧，我实在太六神无主，一颗心咚咚直跳，仿佛拼命挣脱囚笼的鸟儿。我穿上人字拖下了楼，出门迈上布伦海姆路。时值7点半左右，人们三三两两地下班回家。周围空无一人，但听得见孩子们在大声叫嚷，他们正趁着最后一抹夕阳在后院里玩闹，直到被家人叫进屋吃晚餐。
我向火车站走去，在23号房前面停留了片刻，犹豫着该不该摁门铃。该说些什么呢？我家的糖用光了？只是想聊聊？23号房的百叶窗半掩着，但我并未望见屋里有人。
我又继续向街角走去，不及细想便进了地下通道。火车从头顶呼啸而过时，我几乎正在通道中央，感觉棒极了：简直就像一场地震，你能感觉到热血涌遍全身。我低下头，发现地上有件东西——一条紫色的发带，松垮垮的，已经很旧。也许是某个跑步的家伙扔下的，但它莫名其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只想尽快离开那里，回到阳光之下。
在回家的路上，他驾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们的眼神交汇了片刻，他对我微微一笑。